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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大刚,1926年11月出生,他原来并不是搞摄影的专职摄影师,而是文字记者。1945年,19岁的他参加了新四军。抗战胜利后,他进入山东大学新闻系学习。毕业后先后在大众日报、农村大众报、沪郊农民报等报社从事新闻工作。新中国成立后,因为他以前当记者时曾搞过摄影,便于1952年被调到上海市新闻处任摄影记者,负责中央领导在上海和上海历届党政主要负责人活动的新闻照片统发工作。当时,上海的摄影记者少,而政治条件好的又莫过于他,机遇就这样把他推上了统发领导人新闻照片的“新闻官”的位子。从解放初到“文化大革命”前,徐大刚利用这一特殊的便利条件,拍摄了许多领袖人物的新闻照片。
担任毛泽东的专职摄影师
1960年春,由于在毛泽东身旁工作多年的新华社摄影部中南海中央首长报道组组长侯波暂时被调离中南海,中央办公厅通知上海市委,借调该市对外文化联络处的徐大刚,速来京接替侯波的工作。
其实,在这次去京之前,徐大刚就曾经执行过一次毛泽东主席来沪视察的摄影任务。徐大刚拍了许多毛泽东在上海的珍贵照片。这些照片无论是动态的还是静态的都十分到位逼真、效果极佳,将领袖心系人民群众的神态抓拍了出来。
1957年,毛泽东来上海接见各界人士的一组新闻图片也有着不为人知的拍摄内幕。那时,徐大刚将毛泽东和大家围桌而谈的主题照已经拍好,但毛泽东还没有走。徐大刚就想,主席是否还会和其他桌的人交谈呢?徐大刚便耐心等待着……机会果然来了,毛泽东开始一桌桌地与人聊谈。徐大刚趁此机会拍下了许多毛泽东和上海各界人士谈话的珍贵照片。
与此同时,毛泽东还视察了上海电机厂,会见了厂劳动模范。徐大刚紧紧跟随前后,把握时机,瞅准构图,眼疾手快地拍到了那张在上海电机厂接见劳模的照片——毛泽东拍手走进会场时,右手胳膊肘竟比平时抬高了数公分,好像随时准备倾身去握那边身上沾满油花长满硬茧的工人的手一样。
接到借调通知后,徐大刚匆忙收拾行李,启程赴京了。时光荏苒,到了1961年5月,徐大刚在北京中南海跟随毛泽东拍照已经一年有余。在这一年多里,徐大刚亲眼见到毛泽东把群众的冷暖挂在心上。毛泽东有时会因那些省委书记或者更大的官员工作做得不够好而严肃地批评教育他们,但毛泽东却从来不会埋怨周围的工作人员。他只要走到寻常百姓中,看到百姓祝他健康,问候他好,脸上便会浮现出灿烂笑容。
当时每年的7至8月份,毛泽东都要上庐山召开政治局工作会议,这年也不例外。1961年7月,去庐山开会讨论国家重大事项的日子一天天临近,徐大刚和毛泽东身边工作人员一同乘专机前往。
到达庐山的这一天,在乘车前往住处的途中,徐大刚深深领略了庐山的秀美风光。这一天午饭前后,汽车到达一座英式建筑物面前。徐大刚下车后,看到这幢楼门旁写着180号“美庐”的字样,这便是毛泽东、江青在庐山居住的房子。徐大刚和警卫处的其他工作人员则被安排住在原蒋介石卫士们曾住过的后房。此房离毛泽东的房间有一条百多米的过道走廊。
在庐山给毛泽东拍照的日子过得轻松而又欢快。为了适应毛泽东的睡眠,徐大刚他们一般也采用白天睡觉,晚上熬得很晚的习惯。毛泽东一般习惯下午四五点钟起床,起床后便出外散散步,看看庐山景色,思考一些问题。
当时会议处的同志有意要为毛泽东照相,便以休息的名义请他去庐山的著名景点含鄱口游览。毛泽东乘兴从“美庐”行宫出外散步。徐大刚发现后立即带着相机悄悄地跟上了。
当毛泽东在庐山东谷含鄱岭中央海拔1211米的含鄱口极目远眺时,含鄱口外那水色天光变幻之景尽收眼底,可见鄱阳湖千帆竞发的景色;他转过头来,又看到含鄱口南面的汉阳峰古松盘结,北面大月山云雾蒸腾……
此地此景之下,饱经岁月沧桑的毛泽东心潮起伏,情不自禁地想起以前写的那首《登庐山》的诗作来:“云横九派浮黄鹤,浪下三吴起白烟。陶令不知何处去,桃花源里可耕田?”
毛泽东站在那里,整个人都化进了天地之间,化进了那充满博大意境的山水之间,他的脸慈祥而又坚定。
看到眼前的情景,徐大刚立即屏住呼吸,迅捷地摁动快门,一阵“咔嚓——咔嚓……”声中,为毛泽东拍摄下了一组精美的镜头,这些照片直到若干年以后都被人们连连称好,视为珍品。
毛泽东站一会儿有些累了,便坐在一块石凳上休息。这时他脱下了衣服外套。跟在身边的警卫人员上前替他拿着。徐大刚见状,又及时抓住机会,机敏地变换角度,聚精会神地寻找拍摄毛泽东的最佳角度。由于此时的毛泽东有点发福,肚子微微隆起,稍不注意,便会拍得臃肿。于是,聪明的徐大刚就从侧面靠前的角度,又拍了数张毛泽东坐在石凳上凝神远眺思索的照片。
当时毛泽东心情很好,由江青、吕厚民和徐大刚为他拍了不少照片,许多照片后来都混淆在一起,而毛泽东在庐山的那两张站立照和坐姿照留在了徐大刚身边。一幅天高云淡,一幅云飞雾腾,充分显示了毛泽东的伟人风采。
这次上庐山,徐大刚还幸运地与毛泽东合了影,在照片中,35岁的徐大刚戴着黑框眼镜,挽着身躯高大的毛泽东,笑得很灿烂,他的右边衣兜里还装着备用胶卷之类的物件,鼓鼓囊囊,胸前有一根很明显的背带,从左肩斜过右下摆。
其实,早在半年前,徐大刚与毛泽东就有过一次交流。徐大刚搞摄影有个雷打不动的习惯,那就是在重大场合,都要提前半小时到。结束以后,要等其他人统统都走了,他才走。就是这慢走一步为他提供了难得的机遇。那是毛泽东在瑞金宾馆由耿飚陪同接见**代表团的一次外事活动。当时出场服务的摄影记者是徐大刚,文字记者是新华社的一位女同志。活动结束后,她出主意说:“外宾走了,我们上去和毛主席握个手。”徐大刚说:“你不要胡来啊,这是违反纪律的。”她说:“你不去我去,我们地方上的人,能有几次机会见到毛主席?”她就真去了。徐大刚距离毛泽东有二三十米。只见毛泽东笑眯眯地向他这里走过来。他退闪之后,毛泽东又过来了。这时候,警卫看出来了,便对徐大刚说:“你别走。”毛泽东接着和蔼地问话说:“你是上海的?”徐大刚回答说:“我是上海的。”毛泽东又问:“你叫什么名字?”“我叫徐大刚。”毛泽东笑着说:“名字好记。”
这次在庐山开会期间,办公厅秘书处打算拍一张主席和记者在一起谈话的照片。大约有关人员在请示时没有讲清楚,毛泽东还以为是徐大刚要求与他一起拍照,就同意了。当时徐大刚并不知此事的内情,身上还背着照相器具。
毛泽东一见到徐大刚就说:“你叫徐大刚。”看见大家都在,他很有兴致地对大家说:“给你们介绍个人,这是上海摄影的徐大刚,这是个老实人。”随即,毛泽东要求徐大刚把身上的照相机和万次闪光灯取下,与他并排站立。于是,拍成了这张合影。
拍好照片,徐大刚心里想:拍是拍好了,我上哪去要照片啊。徐大刚就向毛泽东请求说:“主席,这照片能不能给我一张作为留念?”毛泽东欣然点头,马上交代工作人员说,这照片要给徐大刚一张。当徐大刚正心下犹疑时,毛泽东看出来了,又爽快地加上一句:“底片也给他。”原来,细心而善解人意的毛泽东察觉到徐大刚期待的心情,所以随即决定连底片也给徐大刚。
下庐山之后,徐大刚因工作变动,又回到了原先工作了多年的上海。
“文化大革命”期间,徐大刚遭受江青反革命集团迫害,1971年被捕入狱。1973年的一天,毛泽东在河南视察时,当地干部要和毛泽东拍一张合影,拍照时毛泽东像想起什么似的说:“哎,上海还有一个拍照的徐大刚呢?!”第二天,上海市第一看守所就把徐大刚放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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