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华清忆徐立清：千古清名光玉宇 一生正气凝河岳

徐卫

　　我党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我军政治工作的优秀领导人徐立清同志离开我们已经27年了，很多老同志都很怀念他。今年是他百年诞辰，不少同志写信、打电话给我，希望能写篇文章纪念他，缅怀先贤，教育后人。我想，这是我们的共同心愿，应该写。我和立清同志早在红军时期就熟悉，后来又在一起工作过，他给我留下了很好的印象，彼此结下了深厚的情谊。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我作为他的老战友，更加深切地怀念他。
　　（一）
　　徐立清同志1910年4月出生在安徽省金寨县一个普通农民家庭。1927年4月投身革命，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思想，进行反帝反封建的宣传。1929年8月参加红军，1930年9月加入中国**。红军时期，他历任战士、干事、科长、团政治处主任、师政治部主任、红四方面军第四军政治部主任、红四方面军总卫生部政治委员等职，参加了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历次反“围剿”和创建川陕革命根据地的斗争。1935年5月参加长征，两过雪山、三过草地。在红四方面军和中央红军会师后，他坚决拥护党中央、毛泽东主席北上抗日的正确方针，同张国焘分裂党、分裂红军的错误路线进行了坚决的斗争，表现出了坚定的革命意志和崇高气节。1936年10月，为实现打通与苏联道路之目的，他奉中央军委命令，参加西路军强渡黄河，与敌人进行了4个多月的殊死斗争。西路军失败后，立清同志和西路军的一些领导人身陷囹圄，他冒着被杀头的危险，主动牵头联系秦基伟、方强、卜盛光等组成狱中党支部，同敌人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终于取得胜利，返回了部队。
　　抗日战争时期，我和立清同志一起在刘伯承师长、邓小平政委领导下的八路军一二九师政治部工作，立清同志任组织部长，我任宣传部长，接触较多。在这期间，他就部队改编后如何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如何在敌后抗日根据地建立健全各级党的组织进行了深入的探讨，提出了很多很好的建议。他经常深入部队开展调查研究，指导开展政治建设和组织建设，使部队保持了正确的政治方向和旺盛的革命斗志，对我军的政治工作有很多建树，受到总部和刘邓首长的肯定和表扬。1939年1月，徐立清同志任冀南东进纵队政治委员，率部粉碎了日军历次扫荡和国民党顽固派的摩擦，为创建和巩固冀南抗日根据地建立了功勋。1942年，为防备敌人对陕甘宁边区的进攻，中央军委决定组建新四旅。毛主席亲自点将徐立清任新四旅政治委员，他说：“徐立清是红四方面军拥护党中央，反对张国焘，有政治头脑，经过长期考验的优秀干部，没有山头思想，是新四旅政委最合适的人选。”新四旅成立后，有力地保卫了陕甘宁边区和毛主席的安全。1944年2月，在延安枣园的窑洞里，毛主席亲切接见新四旅的领导班子，从下午三点一直谈到深夜，对新四旅和徐立清同志的工作给予高度评价。
　　解放战争时期，徐立清同志担任过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政治部主任、西北野战军政治部主任、第六纵队政治委员、第一野战军第六军政治委员、第二兵团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他协助彭德怀、贺龙、习仲勋等同志领导和指挥了延安保卫战、爷台山、青化砭、蟠龙、羊马河、宜川、解放西安等重大战役战斗。他运筹帷幄、指挥若定、英勇顽强、周到缜密，为解放大西北立下了赫赫战功。1949年，立清同志与王震同志一道率部进疆，任第一野战军第一兵团副政委、政委兼新疆军区政治部主任、中共中央新疆分局副书记，为边防建设和民族团结，为建立地方政权、团结民族军、改造起义部队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他从进疆部队中选调大批优秀干部充实到地方政权，同时又重视选拔和培养少数民族干部充实军政领导骨干队伍，亲自介绍赛福鼎、包尔汉等同志加入中国**。他带头学习少数民族语言，尊重当地民族风俗，以实际行动维护和增进民族团结。王震同志称赞他是最懂得民族政策的领导干部，赛福鼎和许多少数民族干部亲切地称呼他是新疆的“老妈妈”。毛主席访问苏联结束后路过新疆，专门听取了王震、徐立清同志的汇报，对新疆的工作给予充分的肯定。主席说，有你们这样的工作，我就放心了。

徐卫

　（二）
　　新中国成立后，徐立清任中央军委总干部部副部长、总政治部副主任等职，长期从事我军的干部工作，在干部的选拔、培养、任用和制度建设上做出了突出贡献，是我军干部工作条令条例等法规制度的主要奠基人之一。为适应军队正规化、现代化建设的需要，1950年9月，中央决定成立军委总干部部，总政治部主任罗荣桓兼部长。毛主席对罗荣桓同志说：“成立总干部部，要徐立清来搞。”在任命副部长的报告上，毛主席又亲自批示：“赖传珠资深，同意排在前面，但工作要让徐立清多做。”立清同志到任后，首先抓编制落实，协助罗荣桓同志组建了总干部部机关。在选调机关干部时，他明确提出，干部部是管干部的，管干部的干部一定要选好配好，政治上要更强，德才要更优秀，明确条件让各大单位推荐，然后认真考核，最后由党委确定，以确保管干部的干部忠实可靠、胜任工作。其次，立清同志主持制定了我军干部工作一系列政策和条令法规。他深入调查研究，广泛征求意见，经常通宵达旦地工作，经过两年多的努力，终于完成了我军第一部《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服役条例》、《中国人民解放军各级干部管理部门工作职责草案》、《中国人民解放军干部任免暂行办法》等法规制度。再次，立清同志为总部机关和军兵种、院校配备领导班子和组建干部队伍付出了大量的心血。从全军挑选德才兼备的军事、政治、后勤和各类技术干部3万多名，建立和加强了总参谋部、训练总监部、总政治部、武装力量监察部、总后勤部、总财务部、总军械部，并陆续组建充实了海军、空军、炮兵、装甲兵、防空兵、**队、工程兵、铁道兵、防化学兵、通信兵的领导机关及部队。又挑选专业人才，组建各类院校，如总高级步兵学校、后勤学院、军事工程学院和军兵种院校等。为我军从单一兵种向诸军兵种合成，为培养人才提高干部整体素质和部队战斗力，为推进军队现代化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立清同志还具体组织实施了我军第一次干部职级评定和军官授衔工作。由于我军从战争年代刚刚转入和平时期，从夺取政权到掌握政权，部队干部是从各个根据地、各个解放区集中在一起的，情况复杂，矛盾突出，干部的期望值很高，工作量很大。面对如此复杂的工作局面，立清同志按照既要增进团结又要提高积极性的总要求，坚持原则、统一衡量、平衡关系、化解矛盾。他夜以继日，呕心沥血，反复比较，最后形成的方案各方面都认为比较公正，顺利完成了干部职级评定和授衔工作，开创了我军干部队伍建设的新局面。
　　徐立清同志做干部工作始终遵循党的干部路线，严守党管干部的原则。他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关于在干部使用上“要消灭山头，照顾山头，只有照顾山头才能消灭山头”的重要指示，对来自各方面的干部一视同仁，最大限度地消除了山头主义的影响。罗荣桓同志曾经说：“徐立清对毛主席的干部政策领会准确深刻，他在干部工作中的一些建议、做法，许多都与毛主席不谋而合。”立清同志一个很突出的长处，就是了解干部、熟悉干部，善于识别干部。在军委研究干部时，他不翻本本就能说出很多干部的情况，对军以上领导干部和一些比较出色的师长、政委，他基本上都熟悉；尤其是老红军和大单位的领导同志，他了解得更详细，被誉为干部工作的“活字典”。他看人用人很准，用其所长，避其所短，所选拔推荐的干部都是些作风好、能力强、能够经得起历史检验的人。
　　“文革”中，徐立清同志遭受残酷迫害，被关押、劳动改造达6年之久，但他始终对党忠贞不渝。造反派头头抓住他的头发往墙上撞，让他作伪证，他坚贞不屈，没有说过一句违心的话，保护了很多同志，表现出很强的党性。
　　1973年底，徐立清同志重新出来工作，先后任济南军区政治委员、总政治部副主任、成都军区第一政委。这期间，他深入基层部队调查研究，和干部战士促膝谈心，为军队整顿、拨乱反正，恢复和发扬我军优良传统做了大量工作。特别是重新担任总政治部副主任期间，继续分管干部、组织和联络工作，他用大量的精力落实干部政策，平反冤假错案，解放了大批干部，并把他们安排到各级领导岗位，为部队的稳定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和组织基础。立清同志还十分重视干部的新老交替问题，要求老干部把选贤、让贤、帮贤作为自己的历史责任，教育年轻同志要尊重、学习、关心老同志，就如何做好新老交替工作向军委提出了许多建设性意见。

徐卫

　（三）
　　徐立清同志一贯忠诚于党、忠诚于人民、忠诚于共产主义事业，一贯实事求是、言行一致，一贯严于律己、宽以待人，一贯谦虚谨慎、团结同志，被大家称为学习的榜样、人生的楷模。
　　徐立清同志半个世纪以来历经磨难，久经考验，始终保持**员的崇高气节。他能够做到在生死关头不怕牺牲，危难时刻决不动摇，诱惑面前立场坚定，委屈面前忍辱负重。早在红军时期，针对“肃反”扩大化倾向，立清同志勇敢地站出来发表不同意见，被诬陷为“改组派”，差点被杀了头。他在关键时刻总是临危不惧，挺身而出。在西府战役中，他掩护野战军机关和兄弟部队突围，自己留下断后。在永坪战斗中，他得知敌人正在围攻彭德怀司令员的指挥所，立即带领警卫连赶到，掩护彭总安全撤离，彭总刚刚离开，指挥所就被摧毁了。“文革”初期，有一次，周恩来总理正准备离开京西宾馆去参加一项外事活动，京西宾馆被造反派和不明真相的群众包围起来，周总理被困在会场里出不来，情况十分危急。徐立清得知后，从总政值班室立即赶到京西宾馆，让机关的同志用大喇叭广播说：“总政治部的徐立清副主任来接见大家，让同志们到大饭堂集合，有什么问题，徐副主任会给大家一个满意的答复。”把围堵京西宾馆的人群全部引到了大饭堂。造反派把徐立清团团围住，周总理安全地离开了京西宾馆。事后，周总理专门打电话，高度称赞他在关键时刻临危不惧、挺身而出的精神。
　　徐立清同志品德高尚，党性坚强，从来不计较名利地位，为后人所敬仰。他让级别、让军衔、让职位的感人之举，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人。1951年在干部评定职级时，立清同志作为红军时期的老干部，任过兵团政委，又是总部领导，按照评级条件，是硬邦邦的正兵团级。但是，他却坚持自己要评为副兵团级。罗荣桓同志赞扬他是“以身作则的楷模，同志们学习的榜样。”1955年我军授衔时，立清同志完全符合授予上将军衔的条件，但他给罗荣桓部长写报告，要求给自己授中将军衔。罗荣桓认为立清同志资历较老、职务较高，应该授予上将军衔，又把他的名字加到了上将拟选名单中上报军委。立清同志知道后十分不安，再一次向军委领导写信说：“我从小给地主家放牛，是党把我培养成一个革命军人，我所做出的成绩与党和人民的要求相比，是微不足道的，授予上将军衔我感到很不安。论德、才、资、功授予我中将就已经感到十分荣耀了。再说，我是主管授衔工作的副部长，更应该严格要求自己，做出好样子。”接到立清同志的报告后，彭德怀同志也不同意徐立清授中将，并先后两次找他谈话，但立清同志态度非常坚决，一再表示坚持不要上将军衔。随后，立清同志又多次给毛主席、党中央写信，不要上将要中将。毛主席让周总理找他谈话做工作，最好还是授上将军衔。总理说，你多次提出让衔，这种精神难能可贵，值得我们每个干部学习。不过，你徐立清是完全符合授予上将军衔条件的，不要认为自己主管这项工作就可以低授。立清同志一再坚持自己的想法，最终说服了周总理。立清同志不仅让级别、让军衔，还主动提出让职位。1955年7月，我军干部授衔工作基本完成以后，立清同志积劳成疾，因病住院，罗荣桓同志到医院看望他时，他提出辞去总干部部副部长的要求。罗帅不同意，让他安心养病，康复后再回到工作岗位。不久，他又给军委写信，请求转业到地方或者到省军区任个副职，做点力所能及的兵役或群众工作。立清同志让级别、让军衔、让职位，充分反映了他对党的事业、对部队建设高度负责的革命精神和荐贤让贤的宽阔胸怀，智者之举，感人至深。
　　徐立清同志为人谦和，平易近人。不管哪一级干部找到他，他都热情接待，耐心听取意见，帮助解决问题，被人们喻为干部的贴心人。他为人诚恳厚道，善于团结同志，和他在一起工作过的同志都反映心情舒畅，干起工作没有顾虑。肖劲光同志曾评价，如果和立清同志搞不好团结，责任绝对不在立清同志。他廉洁自律，生活简朴，家风严谨，始终保持劳动人民和普通一兵的本色。他给家人定了三不准的家规：“不准以我的名义办任何私事，不准搞任何特殊化，不准参与政事。”他对自己提出了要过好“五关”，即思想关、政治关、社会关、亲属关和生活关。他病重期间把家人全部叫到床前，郑重交待，在他过世后要把房子和车子都退掉。很多人都称赞他是一个心长手短的人，心长，是他为党的事业、人民的利益想得多，想得远；手短，是他不争名，不争利，不争官。他自己如此，对爱人、子女也是这样要求的。真正做到了一身正气，两袖清风。
　　党中央、中央军委对立清同志的一生充分肯定，高度评价。1983年1月6日，立清同志逝世，军委邓小平主席专门批示：“要把徐立清同志的治丧同杨勇同志的治丧通盘考虑安排。”这样就把立清同志的治丧规格提高了很多。徐向前元帅亲自修改了徐立清同志的悼词，还向其亲属写了一封深情的慰问信：“在长期的革命战争中，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立清同志一贯忠实于党，忠实于共产主义事业，无论环境多么恶劣，条件多么艰苦，他都能坚持无产阶级党性原则，保持了**人的革命气节和优秀品质；在长期做政治工作、干部工作中，他勤勤恳恳，原则性强，作风正派，从不闹地位，从不搞派性；他艰苦朴素，平易近人，善于团结干部；他有功不骄傲，委曲能求全，他是个党性强、作风好的好同志，我很敬重他。”1月16日，邓小平同志亲自到解放军总医院向徐立清同志遗体告别，他握着徐立清夫人党秀玉的手说：“立清是我的老部下，老战友，他是一个好同志。”在京的党和国家领导人都参加了徐立清同志的治丧活动。徐立清同志已经离开我们多年了，他给我们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我们要继承他的好思想、好作风、好品德，以他为榜样，紧密团结在以**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周围，继承和发扬我党我军的优良传统，团结奋进，扎实工作，为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做出更大贡献。

徐玉杰

供后人缅怀

徐东升0605

优秀的干才，将才，难得地人才，现在这种‘才’越来越难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