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云鹏：城管打人，怎么又是“临时工”干的

徐卫

近日，郑州发生四次城管打人事件。记者调查发现，所有事件在追责时，总有一个名为城管“临时工”的群体若隐若现。二七区一位城管人员私下告诉记者，全市各办事处城管科下面都有类似的“临时工”，“这些人大多没有经过培训，更没有执法证，在执法过程中往往随意性比较大，方式简单，近期发生的几起粗暴执法事件多与此有关。”（11月13日《新京报》）

“又是‘临时工’干的”。郑州近期发生的四起城管粗暴执法事件，同全国其他地方发生的类似事件如出一辙，几乎都是“临时工”干的，而且打人者也都均在事件发生后的第一时间里被立即辞退，瞬间便蒸发得无影无踪，给事件的调查与问责设置了重重障碍，甚至也因此而不了了之。

从表面上看，“临时工”似乎成了调查和问责城管暴力执法的挡箭牌。其实，他们只不过是城管“借法执法”的替罪羔羊，也是城管危机求生中的不得已之法。

如今，在网络搜索“城管”两字，许多是城管打伤商贩、商贩与城管冲突的消息。老百姓普遍认为，目前城管执法作风是颐指气使，野蛮粗暴，就剩“处罚”了。在日益尖锐的矛盾冲突与对抗中，城管深陷“社会不认可、百姓不满意、自身没归属感”的尴尬境地，在部分市民眼中变得声名狼藉。

为重塑城管形象，各地都想出了不少办法。5年前，上海成立首个年轻女子城管巡逻队，试图通过劝导、柔性执法的方式，缓解执法对象的情绪，推进城市管理。从此“温柔执法”在城管队伍中流行，女子城管队员遍地开花。今年7月27日，时任北京市公安局治安管理总队总队长的李润华正式兼任城管局长，市政府派他担任城管执法局局长，无疑是一种工作上的探索。李润华履新时誓言重塑城管形象，城管队伍率先从衣着仪容、媒体形象着手改变，着力打出“柔性执法”牌。

然而，出人预料的却是，“温柔执法”的初衷屡遭摊贩“不买账”的现实尴尬，女子城管成“花瓶”。前不久，上海女子城管队被解散。而北京基层城管队员也很茫然，在“形象改变之后，还会有什么变化”？

那么，城管队伍谋求弃旧图新的死结何在？

核心问题在于城管体制问题。实质上，国家一直没有明确城市管理独立执法的主体地位，城管的处罚权都是其他行政机关行政处罚权的集合，只是全部集中起来统一由城管行使而已。比如，北京城管归口市政市容委名下，代替其他行政机关行使308项处罚权。这就表明，目前城管执法只是“替人执法”，‘借法执法”，就是个拉帮套的。不从根本上解决城管体制问题，外观上的种种努力必将是徒劳无功的。

于是，我们就不难找到城管暴力执法为何都是“临时工”所为的原因了。当然也不排除“这些人大多没有经过培训，更没有执法证，在执法过程中往往随意性比较大”等因素。但是，诚如常言所说，狗急了要跳墙，兔子急了也咬人。在“替人执法”的尴尬、城市管理任务的艰巨、“处罚”的艰难、社会舆论的诟病和自身生存的危机等一揽子焦虑之下，则凸显出派“临时工”登场的诸多妙处了，至少是在出事后，一人溜之可换众人大吉，塞责就有了充足的理由，推托就有了底气吧，甚至被打者也会因为是“临时工”干的，而自认倒霉，算了。尤其是有些“临时工”就是特意招来的流氓地痞，还有涉黑背景，和他们讨“说法”，无异于“老鼠舔猫鼻子”，想必是脑袋被驴踢了。

城管队伍管理者与“临时工”达成的“默契”，让“临时工”成了暴力执法的“马前卒”。我们与其就城管队伍管理者的高明而痛恨，不如为城管“替人执法”的尴尬而悲泣。我们谴责城管队伍管理者的阴损，更要关注城管体制的缺失。促进城管的主体责任从处罚转变为是服务，应始于城管独立执法主体地位的确立。否则，城管队伍管理者还会使出比用“临时工”更阴损的招法来，老百姓哭泣与流血，恐怕就更惨重了。

徐玉杰

是的，是临时工干的。

寿县徐孝毅

无论是临时工还是在编人员，在执法时都应该依法办事，履行责任，讲求职业道德。不能侵犯**，知法犯法。

徐东升0605

即便真是临时工干的，这临时工也是你执法局雇的，归根到底执法局是脱不了干系的。是不是可以这样说：这些所谓临时工是城管雇来的打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