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年回忆之徐士敏：上证所初期鲜为人知的故事

徐卫

　　1990年到2010年，中国证券市场走过了第二十个年头。如今它正如一个青年人，朝气蓬勃、风华正茂，偶尔会犯些小错误，从中吸取教训，然后更加健康和壮大。
　　他还是一个非正常成长的年轻人，从一出生就被赋予了太多的希望和呵护，被寄予了太厚重的责任。在他们的成长过程中，有一些长辈，目睹了他们的出生和成长、时时给予鞭策和激励、处处送出关怀和温情。
　　在二十年之际，他们对这个青年人有什么话要说？哪一些成长的故事令他们记忆深刻？他们如何憧憬和规划他的未来？
　　新浪财经陆续推出“二十年记忆”约稿，由亲历证券市场二十周年的代表人物来为您讲述他们的“二十年记忆”。

                               
登录/注册后可看大图

图为振兴全国地方经济工作委员会主任徐士敏。　　

1990年7月初，我由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调遣，参加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筹建工作。想当初，对于什么是股票，什么是交易所？仅能从书本介绍和曾在旧上海的证券交易所做过经纪人的“老银行”那儿略有所知。经过五个多月的日夜奋战，上海证券交易所终于在12月19日开业。回忆往事，有几件事至今还记忆犹新，也是鲜为人知的。

擦边球——“上海业务部”：上证所第一批25家会员，除了本市的会员单位均以公司名上榜，而外地的均以××××公司上海业务部的名义出现。经营同样的业务，为什么却要用公司上海业务部的牌子？原来根据当时的金融机构管理办法，外地的金融机构不能在沪设立营业网点。若光是本市券商，显然比较单薄冷落。于是在当时人行领导的协调下，采用了变通的办法——以“上海业务部”的名义经营证券业务。记得当时上海业务部都集中在上证所的所在地——浦江饭店办公，后来就陆续迁到各处开设了证券营业部。

席位号“抓阄”：交易大厅中有各会员单位的交易席位，在那儿由各自派出的驻场交易员，根据各券商的电话报单进行电脑申报。根据惯例，交易席位均要有各自编号。当时25家会员都想争取001号，协商不成，只能采用简单而又公平的办法——“抓阄”。结果当时的浙江证券公司最后一个，却轻而易举地如愿以偿，当时的李训总经理(上证所第一届理事)乐开了怀，其他代表后悔莫及，只怨手气太差。

股票代码的由来：如今的股评家、证券分析师或证券营业部客户经理，说起股票及其代码真是如数珍宝、滴水不漏、滚瓜烂熟、丝毫不差。但是你要问他股票代码的由来及编码规则，说得上来的只能是凤毛麟角。记得开业前上市品种确定后，要挂牌就得有代码，同时也便于申报。尉总就对我说：“老徐！你做清算的，就你去编吧！”我二话没说就去干了。

当时我想做事要有规矩，编码也要有规则。于是就以证券的安全性为准：三位数字头位0、1为国债代码，090为1990年发行的三年期国库券，191为1990年发行的五年期国库券；2××为金融债券或企业债券；5××为投资基金；6××为A股股票。9××为B股股票。这里需要补充说明的是为什么601为“延中实业”，602为“真空电子”，一下子跳到651为“飞乐音响(12.88,-0.06,-0.46%)”，652为“爱使股份(6.32,-0.03,-0.47%)”，653为“申华控股(3.58,-0.01,-0.28%)”，654为“飞乐股份(6.47,-0.03,-0.46%)”，655为“豫园商城(14.25,0.02,0.14%)”，656为“浙江凤凰”。因为从当时的股票发行管理办法看，前两个基本符合上市条件，后六个暂时还不够格，若仅两个显得太单调，全部上市交易有点勉强。于是还是变通一下：前两个为一类股票，后六个为二类股票，积极创造条件达标。后来交易品种多了，又增加了3××为国债期货，7××为权证。随着市场迅速扩容，三位数显然不够了，于是一下子扩充到六位数，但基本规则至今仍未变。

“开业第一响锣声”背后的故事：上证所开业前一天晚上，“主帅”尉文渊总经理突发腿病站不起来，这一下使上海人行领导及交易所员工焦急万分，因为明天尉总要上台敲响开业第一锣。开会时有人提议：“老徐，明天你代尉总去敲锣。”我急忙答道：“这可万万使不得，这贪天之功我可不敢。”怎么办？看了医生但仍不见效。当时大家都默默祈祷能出现奇迹……然而，到了天明病情反而严重了。眼看大家都失望了，我突然想起认识的一位祖传针灸医师，能否让她来一试？结果分行领导答应了。于是我立即坐车把她接了过来。她一看说是“流火”，说针灸后最多可以坚持二小时，大家急忙回答：“足够了！”果然，奇迹出现了——尉总上台敲响了开业第一锣。但是，开业典礼一结束就倒下了，一连床上躺了了半个月。

难以忘怀的三昼夜：由于时间紧迫，开业前几天紧张地进行交易系统的调试，资金清算和证券交割的业务程序在开业后调试。当时的交收日为T + 3日，由于心里没底电脑出来的清算数据是否正确，为此，只能在下班后人工进行清算。

在那时这是项新业务，所有的单证均是我一人设计，所以只能单枪匹马干了起来。好在初期才25个席位，成交量也不大，一天才几百笔。清算程序为：首先，将成交单按买卖一分为二，再按席位号分开；然后，根据成交证券分类，再按价款和证券分别累计；最后，编制清算交割表，买卖双方轧平后分别列出各会员单位的清算金额和交割证券，这样才算完成清算的全过程。若使用电脑，仅需十几秒钟。但人工计算需要六、七个小时才能完成。一连三天，每天干到凌晨三点，椅子上靠一会儿打个盹，第二天早上八点半还要正常上班。

回家吃饭打电话：开业初期，分工负责资金结算，证券登记、存管、代保管，电脑工程等后台业务。第一个难题就是将原来分散在申银、万国证券公司、申华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的“老八股”，集中到交易所存管。因每种股票一个账户，当时共有五万余户。首先需要核对总额，于是，组织清算部人员，并从中国农业银行(2.62,-0.01,-0.38%)上海市分行借来六位电脑数据录入员，业余时间加班加点，整整花了三个多月才完成清理任务，同时每个交易日的过户资料，在T + 3日内根据“股票成交交割单”完成过户手续；并且，还得在交易日的下午三时后进行资金的支票汇划和各类证券的实物交割。这段时间内，虽然离家才十多分钟的行程，但是回不了家。无奈，只得反其道而行之——回家吃饭再打电话。

股票账户的由来：随着市场的发展，成交量也逐渐上升。这样一来，给人工逐笔用微机过户的办法，显然不能适应。当时正好了解到深圳证券交易所正在酝酿股票无纸化的方案，一下子受到很大的启发。当时我已在电脑工程部任经理，于是就向尉文渊总经理提议，能否试行一种记账式的股票存管方式，即由投资者将所持实物股票存入交易所为其开设的证券账户，申报时加报账号，然后根据成交记录增减其持有量，这样一来，就不必进行实物交割；并且在申报撮合前确认一下其存量，可有效地解决当时股票卖空的难题。

听完后尉总一口答应：“你去办吧，越快越好”。两天后，我把股票无纸化的方案，并附上股票账户卡的样张给尉总看。尉总看后立即表态，同意试行，并定名为“股票账户”，计划在1991年7月全面推行。于是，7月1日闭市后，交易所的所在地上海浦江饭店门口排起了长队，交易所员工从上到下全体出动，加班加点直接面对投资者开设股票账户，暑期还动员职工家属也来帮忙，一直持续到年末，后来延续集中到文化广场开设具有防伪功能的磁卡账户。

一天安装56门电话：证券营业网点的扩容还是赶不上市场飞速发展的需求，到1993年，面临1992年发行的新股将要上市的洪峰，交易通道又成了一个尖锐的矛盾。面对一批批新入市的股票投资者的交易需求，情急之下，上证所决定在那时把处于闲置状态的文化广场开设一个股票大卖场，也就是让券商营业部到文化广场去设摊。因为当时新股持有者没地方可以抛股票，由于那里没有银行网点，无法资金交割，故前期曾规定只能卖不能买，所以，文化广场成了散户的天下，排队抛股票，而设在宾馆内的营业部是大户的天下，这里买，那里抛，场面甚为壮观。

当时为方便散户们了解行情，还请805所专门设计了一种收音机，在一个专用频道中连续不断地播报交易行情。然而，谁也想不到在这后面的故事。当时决定在文化广场设立“超市”网点，最大的难题就是通信问题。因为当时买卖委托基本上采用柜台委托、电话申报方式，因此电话线成了能否开设的关键问题，而在当时的上海，电话是个紧缺资源。于是，这一任务又落在我电脑工程部经理身上。在市话局和数据通信公司的支持下，查到文化广场舞台上有七对线，按常规只能安装七门电话，显然是杯水车薪。结果采用了载波技术就解决了这一难题，即一对线拖载八门电话，经过整整一天的努力，共安装了56门电话，满足了营业的需求，第二天就启用了。望着这颇为壮观的场景，我不由得露出会心的笑容。

急中生智解难题：为了方便广大投资者，减少工作量，提高效率，经同上市公司沈阳金杯汽车(5.11,-0.01,-0.20%)股份有限公司和主承销商申银证券公司共同商议决定，自1993年2月1日起，充分利用交易市场覆盖全国的营业网点和交易清算系统，组织实施了“沈阳金杯”股票利用交易清算系统进行配股认购缴款工作。

对于投资者而言，操作方法视同柜台委托买入股票，券商柜台受理后向场内申报卖出“认购权证”(其实质是买入股票)。闭市后，配股缴款自动纳入清算系统同其他证券交易的清算资金同步划拨，最后集中划收到承销商的买方席位，待在确定的缴款期后主动增加相应的股份，完成整个配股认购缴款工作。但没想到在第一天晚上资金清算时出现一个大难题，因为根据净额交收的原则，买入证券，价款总是应付的，证券总是应收的；卖出证券，价款总是应收的，证券总是应付的。然而，配股缴款业务恰恰相反，则卖出“认购权证”却要付款。机房的值班员找我。问怎么办？当时说实在，很难去找谁商讨这一新难题，并且时间上又不允许。所以，我又只能问自己怎么办？在办公室独自一人思考。此时此刻，忽然急中生智，数学上不是有个“负负得正”的原理，若将配股缴款的“7 0××××”代码的“认购权证”账户的资金清算，买卖双方价款均为负数，这样一来，既解决了实际操作问题，又解决了清算交割表上资金流向相反的矛盾。

“三级清算”促发展：1993年，由于实行了上海证券交易所与全国各地证券交易中心联网交易，随着会员和席位的增加，成交额屡创新高。然而，资金结算业务由于当时我国银行的支付系统还不如人意，一般异地资金划拨银行内部系统需要一、二天的时间，跨系统转汇需要三天以上，个别地方达五天甚至一周以上。同城结算个别地方一天一场票据交换，相邻单位划一笔款，因不在同行处开户就得两三天。可见银行现行结算体系较难适应证券经营机构对资金周转上的需求，成了制约了证券市场发展的“瓶颈”。

当时我已在交易所直属的上海证券中央登记结算公司任副总经理，主管境内业务。记得当时尉总问我：“老徐，你是老银行，想想有什么办法。”凭着多年在银行的结算工作经验，大胆提出“就地结算”的设想，即资金结算采用“三级清算”的模式进行，为减少异地券商的资金在途时间，增强资金结算系统的安全性，利用中国人民银行的电子联行系统，通过异地结算成员建立的集中结算中心，办理结算公司与异地券商之间的净额结算(结算公司与各地结算中心的一级清算和后者与当地券商营业部的二级清算，以及券商与客户的三级清算)。1993年12月30日，为适应全国市场的发展需要，加速资金周转，缓解结算矛盾，开始试行异地资金集中清算(即三级清算)业务。

实践证明，三级清算体系的形成与发展，在当时银行支付系统不完善的情况下，方便了异地券商的资金及时调拨，提高了资金清算效率，降低了资金清算风险，健全与完善了证券结算体系，是一项适应当时证券市场健康发展的重大举措。

四天做成了三件大事：记得第一个“三级清算”的试点放在券商最为集中的深圳，1994年初，我只身一人来到深圳，向浙江证券公司深圳代表处借了一辆小车和一台手机，第一天签署了在浙江证券公司深圳营业部设立了“上海证券中央登记结算公司深圳代办处”的合作协议书，主要解决集中开设股票账户的问题。第二天走访了深圳几家大券商，介绍了“就地结算”的思路，取得了他们的支持。第三天与招商银行(13.12,-0.04,-0.30%)总行积极沟通达到共识后，召开了深圳券商的专题座谈会，并当场签署了代理结算的四方协议书。第四天上午，同中国工商银行(4.23,0.00,0.00%)深圳市分行谈妥设立一个国债代保管库的事宜，晚上返回上海。短短的四天内，赶了三件大事。现在回忆起当时的工作效率，真是感到不可思议，可谓“超常规”发展。再细心一想，中国的证券市场十余年走过了西方国家几百年的发展历程——这又有什么好奇怪的呢？

无纸化国债的发行：为了简化发行、流通与兑付手续，节省社会劳动力提高工作效率，财政部自1992年起对金融机构认购的部分国库券试行非实物券形式，即集中在国债交易结算中心托管。为了进一步提高市场效率，减少流通环节，改革国债发行以及公开市场操作的办法，促进国债市场健康发展。上证所配合财政部在1994年(半年期和一年期)国库券发行、流通和兑付的过程中试行无纸化作业，取得了较为理想的实效。一般来说，无纸化国债发行结束，债权确认与款项入库后即可上市交易。成交后的债权登记变更和资金交收同股票与基金交易后的清算手续相同。为了做好试点工作，上证所委派我专程前往人总行，向主管副行长及其国库司以及财政部国库司领导汇报，由于准备充分及以往网上分红利与配股的经验，很快得到领导的肯定。于是，第一次无纸化国债的发行顺利，以后就逐渐把凭证式国库券替代了。

留住了中国股市的缩影——老八股：随着证券无纸化的推进，原来用作交割的股票逐渐退出了流通领域，加上事前已经印制好的股票，均集中存放在海通证券(10.33,0.03,0.29%)公司长宁营业部的库房内，共有十几大麻袋。当时不少人跟我说要拿去销毁。我看着这些由印制钞票的造币厂印制的、精美的股票实在不忍心。再说这些股票都是中国股市的缩影，销毁后再也看不到了。说了多次我均未搭理，后来我急了：“你们也不要说了，反正只要我在交易所一天就要留下来。”后来我向所领导打了报告，要求请工商银行上海分行营业部派员支持这一清理工作。六、七个人整整搞了八个月才整理出4500多套(爱使股份最少)，因为有些股票有10股、50股、100股面值的，所以当时共有13枚。请人专门定制了黑桃木的封面、封底，又撰写了序，请已重病缠身的上海证券交易所奠基人、首届理事长、原交通银行(5.60,-0.01,-0.18%)董事长李祥瑞先生修改后签字。曾记得第三届理事会上曾人手一册，其他就很少赠送，就连上证所的首批筹建人员也无缘。1997年我离开上证所前当时的总经理念我保存有功，特批给了我一册，至今我还珍藏着。据说收藏市场视为珍宝，有人远处高价收买。据我所知，这些留存在民间的零星股票就是在推行股票无纸化后期没有来交易所存入的股票，当然还有不做交易留作纪念的收藏家。

亿往昔峥嵘岁月稠：回忆当时的情景，历历在目，真是感慨万分，令人难忘。事后看来理所当然、轻而易举的事情，当时真可谓寸步难行、束手无策。反之，现在任何一个新的规则和办法，需要经过多少机构、多少部门、多少人员的认真调查、仔细研究、反复推敲，方可出台。此一时，彼一时，这才是中国特色的证券市场——“摸着石子过河”的改革开放的思路。

我们今天的证券市场发展到今天，也就是这样一步一步走过来的，逐趋规范、逐步发展、逐渐成熟。在证券市场这群参天大树上，凝聚了多少监督管理层、证券发行人和广大市场参与者的精心照料、细心呵护和呕心沥血，往往需要付出辛苦——宣传推介的口水、辛勤耕耘的汗水、挥笔策划的墨水、遭受委屈的泪水，并要随时面对不理解而泼来的凉水，往往在享受成功喜悦的同时才会向亲友倒出一肚子苦水。然而，当时大家考虑的只是怎样去解决一个又一个难题，以求得市场的进一步发展。

与此同时，证券市场又为多少人提供了就业的机会、职业的生涯和事业的平台，又推动与促进如电脑业、通信业、咨询业等产业的发展。所以，正是由于众人的辛勤浇灌，才使证券市场的树林根深叶茂、茁壮成长。中国证券市场的发展历程充分说明：无论是历史的回归，还是国门的敞开，所有这一切都表明：改革开放的中国已经跻身于世界经济的大潮中。

　　附个人简介：
　　　　徐士敏：1947年3月生于上海，高级经济师(金融证券类)，从事银行、证券管理工作45年。我国证券市场资深人士，中国资本市场建立和发展的重要参与者、见证人。擅长金融证券的理论研究和企业投融资的实务操作，曾写过不少内参文章，供中央领导同志参阅。
　　　　1990年7月由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委派，参与上海证券交易所筹建，历任清算部、电脑工程部经理、信息中心主任、上海证券中央登记结算公司副总经理、上海证券交易所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1997年应邀参与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筹建，历任公司副总裁兼研究所所长、董事会发展规划委员会副主任、高级研究员；2005年任深圳市每文投资顾问有限公司总经理；2008年10月任全国高科技投融资委员会副秘书长。2009年9月筹建中小企业合作发展促进中心全国地方经济振兴联合会，现任振兴全国地方经济工作委员会主任，专门从事中小企业投融资、上市策划、咨询服务等业务。
　　　　现被聘任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兼职教授、上海财经大学证券期货学院兼职教授、中国青年金融证券培训中心副理事长、中国人民大学金融与财税电子化研究所高级顾问；中诚信财务顾问有限公司高级顾问；曾受聘于中国人民银行、中国证监会《中国国债簿记系统》专家评审组成员和《中国证券市场一体化》(亚行援华项目)研究课题组国内专家顾问。2006年7月，受聘于中国证监会治理商业贿赂领导小组，在证监系统治理商业贿赂培训班，讲授《正确认识证券行业不正当交易行为，科学建立治理商业贿赂的长效机制》专题。

徐玉杰

真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