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宗汉：与孙中山“晤谈”后剪辫表抗争决心(图)

徐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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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晚年的徐宗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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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一九一二年，徐宗汉(右二)组建广东北伐炸弹队，自任队长。

　　徐宗汉是辛亥革命时期中国知识女性挣脱封建桎梏，走向社会，投入汹涌澎湃的民主革命洪流中的杰出人物。她追随孙中山投身革命，不仅是辛亥革命的女杰，也是近代中国妇女运动的先驱。晚年，她致力于社会公益事业，倾力支援抗战，为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拯救中华民族，作出了积极贡献。
　　思想开放 播下革命种子
　　徐宗汉，原名佩萱，广东珠海拱北人，1877年出生于上海，少时在上海等地读书，接受了西式教育，追求革新、倡导女权。
　　据传，1892年，15岁的徐佩萱陪着二姐徐佩瑶在澳门的一家诊所看病，巧遇正在那里行医的孙中山。孙中山和颜悦色地问徐佩萱：“看姐姐打针，你怕不怕呀？”徐佩萱显出毫不在乎的神气。孙中山爽朗地笑起来：“当然啦！又不是你打针，当然不怕啦！”徐佩萱急了，赶忙辩解：“家里人反对看西医，还是我把姐姐拉来的呢！”孙中山很高兴，又问她：“那你知道，要解救思想疾病，须看什么医生呢？”这一问，徐佩萱一下子面红耳赤、不知如何是好了。
　　这就是徐佩萱与孙中山的第一次“晤谈”。经过孙中山的点拨，徐佩萱茅塞顿开，回家后剪断了自己的辫子，以表抗争清廷的决心。
　　18岁的时候，徐佩萱屈服于家庭的压力，嫁给了广州巨富李庆春的儿子李晋一。1907年，李晋一病逝，30岁的徐佩萱挥泪作别一对儿女，毅然脱离家庭，到南洋执教，并加入同盟会，后回到广州，在珠江南岸的溪峡(现在的海珠区南华中路溪峡街)，开了一家守真褶婊画店，作为同盟会的秘密联络站(亦称同盟会溪峡分机关)。在此前后，她改名徐宗汉，正式投身民主革命运动。
　　1911年4月，徐宗汉参与筹划黄花岗起义(亦称广州起义)、负责秘密制造、运送枪械弹药，支援起义。
　　投身革命 巾帼不让须眉
　　在黄花岗起义中，领导这次起义的黄兴右手负伤，起义失败后躲到同盟会溪峡分机关。徐宗汉悉心照料，后又亲自护送其去香港就医。
　　当徐宗汉忙前忙后为黄兴包扎、做饭时，一种奇妙感觉在彼此的心间弥漫开来。抵港后，黄兴需住院手术，医生对徐宗汉说：“你是他夫人吧，请你在手术同意书上签字。”徐宗汉没有犹豫，就以夫人的名义签字了。黄兴虽然听不懂粤语；但还是能猜出个八九分，有些尴尬，更多的是感激。“麻烦你了！难为你了！”徐宗汉说：“这些年，我忘了性别，忘了身份，忘了一切，所谓名节，早已不计较，我心坦荡，可质天日，我不记得我是女人，是孀妇……”黄兴安慰她说：“革命儿女谁都不记得性别，宗汉弟，你当我是黄大姐吧。”这一丝隽永的情致和缱绻的柔情成就了不俗的爱情，出院后，志同道合的他们顺理成章地结成了革命夫妻。
　　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宋教仁在上海闻讯，急电黄兴，促速北上。10月24日，黄兴偕徐宗汉抵达上海。当时上海、江苏等地的沿江口岸仍掌握在清军手中，各路关口盘查甚严，黄兴是被全国“通缉”的要犯，怎样才能到达武汉？徐宗汉想到了当时在上海开设医院的挚友张竹君。在张竹君的发动下，一个由中外人士参加的赤字救伤队，很快启程赴武汉战地服务。黄兴、宋教仁、徐宗汉等扮作医疗人员，亦随救伤队前行，于10月28日到达武汉。
　　11月1日，黄兴就任革命军总司令，亲临汉阳前线，率领民军与清军奋战二十余天，一度渡过汉水攻入汉口。徐宗汉则冒着炮火，投入救护伤兵工作，并协助张竹君在汉阳设立临时医院。后清军反攻，汉阳弃守，黄兴被困汉阳，清军封锁长江。徐宗汉与张竹君用红十字会一艘渡船，护送黄兴从汉阳渡至武昌江岸，才得以脱险。
　　11月28日，黄兴到上海主持和谈，而徐宗汉恐和议不成，便组织“北伐炸弹队”以对付清廷，肝胆侠义不让须眉。
　　1912年元月，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黄兴在南京临时政府任陆军总长。徐宗汉开始退居“幕后”，积极参加女界政治活动，为争取妇女权益和谋求妇女的解放而参与政事，受聘担任临时稽勘局名誉审议。
　　“南北和议”后，广东北伐军征战徐州后回到南京，带回难童200余人，徐宗汉见此情景，心急如焚，向临时政府进言，应当尽快建立一所机构，将这些难童收养起来。
　　1912年，“开国纪念第一贫儿教养院”在南京创办，孙中山亲笔题写了院名，选址在上元县衙，由徐宗汉负责该院的管理工作。从此，她把抚育贫儿当作了自己毕生的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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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徐宗汉创办的南京贫儿教养院旧址。(本报记者 茹希佳/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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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原宝善里十四号湖北共进会机关旧址。

　　抚育贫儿 奉献毕生精力
　　如今，在南京白下路101号南京市公安局刑警支队的大院内，仍然保存着当年南京贫儿教养院的部分遗址。建筑保存基本完好：前有抱厦，上挂“礼堂”两字之匾，墙上还嵌了石碑，写有“南京市白下区文物保护单位：上元县衙旧址。”如今，这幢故居已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南京市地方志办公室指导处处长蒋勇才介绍说，这所贫儿教养院创建之初，南京临时政府总统孙中山一次拨给开办费8000元，并规定今后由江苏省长公署每月拨发2000元。当时收容了700多名难童，大部分是战乱中失去了亲人的孩子，他们的年龄在10岁左右，最大的也不过十四五岁。
　　据史料记载，难童们在这里生活，一日三餐都能吃饱，身上穿着教养院为他们添置的衣服，到了严冬也能及时穿上保暖的棉衣。他们不但生活得到照料，还能学习文化、技艺，而这些都离不开徐宗汉的精心安排和亲自过问。晚间，难童们入睡后，徐宗汉还常常如慈母般细心巡视。
　　徐宗汉强调，贫儿教养院学生要学艺与读书并重，要自食其力，宗旨是：“幼而学之，壮而行之，无不读书的艺徒；一日不作，一日不食，无不做工的学生。”这一宗旨，继承了“五四”时期“工读主义”传统，顺应了当时黄炎培、陶行知等倡导的职业技术教育和生活教育的潮流，同时也部分地解决了贫儿教养院的运转经费。
　　贫儿教养院内还设有地毯厂、花边厂、纽扣厂、军乐队等，这些也都是安排孩子们学习、实践的课堂，其营业利润收入，除付给从事劳动的孩子们作为酬劳外，其余全部充实院务经费。有了工厂、农场的依托，贫儿教养院越办越好。
　　贫儿教养院在教育方面，实施七年制义务教育，即初小4年，高小3年。同时实施初级职业教育，如缝纫、刺绣、烹调、制毯、乐队、木工、商业、会计等，院生读完七年制的教育，具有一定的就业技能后，或留用于院部附属相关部门，或被推荐到社会各单位，使其能自食其力，安家立业。学业特优者，则保送升入师范、职校等处就学深造。年满18岁者，可由亲属领回自由择配。无处可归者，则由院方负责指导自由择配。
　　1913年“二次革命”失败后，徐宗汉被迫放弃了贫儿教养院工作，随黄兴离开南京，亡命日本、美国，继续从事民主革命斗争。1916年黄兴病逝。徐宗汉虽然牵挂着南京贫儿教养院和那里的孩子，但由于当时南京处于北洋军阀势力的统治下，她无法亲自回来主持校务。1927年，北伐军攻占南京后，徐宗汉从上海赶往南京，接办了南京贫儿教养院。
　　为了筹集贫儿院的经费，徐宗汉不顾自己体弱多病，远涉重洋，赴美国向华侨募捐，呼吁海内外同胞、侨胞，有力出力，有钱出钱。经过她的奔走、呼号，海内外众多仁慈之士纷纷解囊资助。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徐宗汉把为贫儿募捐扩大到为东北义勇军募捐，先后去墨西哥、巴西、古巴、秘鲁等国向当地华侨募捐。南京沦陷前夕，徐宗汉带领一部分贫儿辗转、流亡安徽、重庆等地。1938年初，徐宗汉不顾自己年事已高，患有严重心脏病，亲自带领部分贫儿到泰国，一面为贫儿募捐，一面宣传抗日救国，呼吁侨胞支持抗战事业。
　　1944年3月8日，在做好了贫儿院各项工作的安排之后，67岁的徐宗汉在重庆悄然辞世。(记者 茹希佳)

徐晓夫

女中豪杰，巾帼英雄。

徐玉杰

不让须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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