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永恒:永远的北大同学

徐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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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摘自《我们的青春》(北大中文系百年纪念文集之一),臧棣、夏晓虹、贺桂梅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10月第一版

    在北大读书,好处很多。除引人入胜的一塔湖图、风貌各异的诸位老师外,北大的同学之多、同学的种类之多也是一大好处。
  “插班”的同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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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入北大的文八三女生(这张照片曾发表在当年的《人民画报》上

    北大中文系中国文学专业1983级,简称文八三,入校时共有50名同学,男女生各占一半。不过,在这个班听过课、讨论过的同学如车水马龙、川流不息,而且来自五湖四海、五洲四洋,露着各种肤色,操着各种口音。无论上专业基础课,如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或者上专题课,如鲁迅研究、新诗研究,不仅本班的同学到得齐,“插班”的同学也到得很齐,一间教室里经常是少则七八十人,多则上百人济济一堂。

    这些“插班”的同学又分为两类。一类是在北大中文系有正式学籍的学生,包括研究生,留学生,汉语专业、古典文献专业的本科生,文秘专业的专科生,继续教育的进修生,等等。当时还有一个作家班,学员都是全国各地小有名气的作家。

    研究生和本科生一起上课,是北大的一大特点。可能有两个原因,一是如果一个研究生本科不是学同一个专业的,那么读研期间需要学习本专业的基础课程;二是到本科高年级才开的专题研究课,本来就是同时面向本科高年级学生和研究生的。这些课程基本上不会有教材,当然会有一批参考书目,老师们都是拿自己的研究成果甚至尚处于研究过程中的“半成品”来与学生们交流探讨,所以往往能引导学生到达所研究领域的前沿,学生们也更容易探知老师的学术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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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八三的男生,当年的“竹林五贤”

    曾经出现在文八三课堂上的留学生,有来自日本、韩国、北CX、泰国、美国、前南斯拉夫的。那时候对外开放的气氛还不够活跃,中国学生与外国学生的接触还有一些顾忌,所以双方交往并不多。记忆比较深的有这么几位。一位来自北CX的男留学生,每次来上课都穿着公费配置的西装,打着领带,胸前佩着CX国旗。他不苟言笑,表情异常严肃,像一个青年军官,课间休息我们与他搭讪,他也至多礼貌地微笑,几乎从不回答我们的提问。而每到星期六下午,他就不来上课了,据说这个时间是所有在北京的CX留学生统一到CX驻华使馆作思想汇报的时间。来自泰国的那位,曾经知道他的名字,现在已经忘了。他的特点在于,性别为男性,但衣着打扮非常女性化,耳朵上缀着耳环,手腕上戴着腕链,指甲留得很长,服装很鲜艳,声线虽然很粗,但说起话来又特意细声细气的,逗得孔庆东、阿忆、罗文华等人故意跟他开玩笑,每当此时,他就会露出一幅“你又欺负俺啦”的小女子表情,逗得大家又一阵乐。在三十二楼四一六的卧谈会上,他也经常被提到,因为罗文华怀疑他是同性恋,就把他的种种表现提出来引证一番。留学生中间有一个漂亮姑娘来自前南斯拉夫,蓝眼珠褐色头发,个子不高,年龄很小,就像中国人说的小家碧玉那种,她每次听课,用合页纸记笔记很认真,当然,因为汉字实在不好写,那上面她也没写多少字。

    至于本系非文学专业的同学选上文学专业的课,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十分正常。因为那个时候文学是显学,许多就读中文系的学生都是怀着文学梦、作家梦的,但文学专业的录取人数有限,许多人不得不含恨捧读繁体字古籍或语言学教程。北大中文系的文秘专业只办在我们读书的那几年,目的是为中央和北京市党政机关培养一批急需的秘书,这些同学都来自北京各个大院,因为背景一致,所以一起玩儿的时候更多。当古八三、汉八三、秘书班的同学都聚在文八三的课堂上时,男生们往往会相约一起踢场足球什么的,所以课堂也成了社交场所。

    进修生往往是地方大学的老师,他们可能带着课题,除了上课、到图书馆查资料,还要撰写或修改论文,不过很少有进修老师和我们这些本科同学交流,可能是既顾忌程度相差有点远(是我们差他们),又担心被心高气傲的北大学生损几句受不了吧。

   而作家们来到北大,写作倒是其次,主要是增长见识,转换思维方式,寻找新的灵感,所以在许多课堂上都能看到他们的身影。也经常听说有的作家想在北大泡妞,把刺激当灵感,但因当时的北大女生对这些外来的作家并不感冒,结果频频闹出被拒的笑话。难怪许多到北大体验过的作家写出来的北大都不如国人想象中的那么好,这方面北大女生要负一定责任吧。

    “插班”的同学还有一大类就是旁听生了,其中又分为校内和校外两部分。许多人都说北大这地方有点神,其中一种情况就神在北大有许多富有才华又奇奇怪怪的学生。比如文学吧,并不是中文系师生的专利,甚至加上西语、俄语、东语等几个语言文学系也都不能垄断。北大五四文学社和中文系文学刊《启明星》,经常会收到一些外系同学的来稿,他们所写的诗歌、散文、小说完全不亚于天天与文字打交道的我们,甚至高于我们,而他们所学的专业,也许是数学、物理、地球与空间,也许是哲学、法律、国际政治,等等。所以,这些理科生、社科生来旁听中文系的文学课,甚至选课修学分,实在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了,学校也是允许甚至是鼓励的。

    北大这地方有点神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云游来的神人太多。早在民国时期,北大就实行开门办学,北大的课堂欢迎社会公众前来旁听,以至于长期旁听的人被北大老师视为弟子。西南联大时期甚至有从北平追踪到昆明去继续旁听的。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这种风气重新兴起。加上国门再次打开,欧风东渐,西方的人文、社科著作被大量引介到国内,人们的思想被启蒙,被点燃,疑问也随之大量产生,于是北大的人文学科、社会科学的讲堂里,经常挤满了前来求知问道的人。在北大周边,有许多来自全国各地的男女老少,租住简陋的房屋,过着箪食瓢饮的生活,只为天天到北大来听课。他们中有的人是想最终考上北大的研究生,有的人则不为学位,来北大听课、与北大师生交往纯属个人志趣。这情形有点像老校长蒋梦麟形容另一位老校长蔡孑民治下的老北大,仿佛中国先秦时代,或者古希腊苏格拉底和亚里士多德时代的重演。

    三十二楼

    如果说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北大是个小小的古希腊,那中文系男生宿舍所在的三十二楼就是个小小的雅典。这里住着中文、西语、东语三系的男生,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初北大迁入燕园后,这种格局一直维持,直到一九八九年后始告中断。几十年中,从这里走出的学者、大使多得数不过来,作家、诗人也多得不用去数,如八十年代初毕业于北大中文系的作家就有陈建功、刘震云等人,我们读书期间,名声最响的北大诗人,在校外的有一禾、海子,在校内的有西川、臧棣等人。一禾和海子都是北大一九七九级的,一禾是中文系文学专业,毕业后在北京《十月》杂志社任编辑,海子是法律系法学专业,毕业后在中国政法大学任哲学教师。

    八十年代,无论文学、美术、音乐、戏剧、电影、哲学、美学,凡是跟中文沾边的领域都有新的思潮涌现,新的作品也时不时地冒出来,这些信息在北大的讲座、课堂上很快就会有所反应。已经成名的学者、作家、诗人,往往选择在报告厅或大教室做讲座的方式,以显正式。而没有成名的往往是先锋派、实验派的青年作家、青年诗人就直接带上他们的油印作品集,慕名来到三十二楼。他们的进入方式多种多样,有在学生宿舍朗读作品的,有请学生到校外餐馆大吃大喝一顿的,然后大多归于一致:蹭学生的饭票,蹭学生的床位,和学生日日夜夜侃大山。有的作品仅在学生宿舍已无法交流了,就有学生通过学生会联系到现在百年大讲堂的前身——北大最大的食堂——大饭厅,在那里展出。记得有几个从西藏归来的青年油画家带来了很多作品在大饭厅展出,在他们画笔下西藏的天空蓝得像纯色画成的,他们说,西藏没有污染,加上地势高、日照强,真实的天空就是这样。还有一次看到几个做行为艺术的家伙从大饭厅的门楣上倒挂下来,以表现所谓世纪末的情绪。

    这些各地慕名而来的青年作家、诗人、艺术家们,把三十二楼变成了一个文化艺术中心,一个人文学科学生的创新活动中心。正是在这种氛围中,文八一的学生老木编出了上下册的《新诗潮诗选》,这本诗选是八十年代最重要的诗歌集子,因为它反映了中国新诗继朦胧诗以后新的变化。很快,这本书的内容成为谢冕、洪子诚老师讲授中国当代诗歌的材料来源。学生的成果能有助于老师的教学,这也体现了教学相长的古训。同样,五四文学社编辑的《未名湖》文学刊,我负责编辑过的中文系文学刊《启明星》,藏棣编选的《未名湖诗选》,清平、藏棣、徐永、麦芒的四人集《大雨》等也都产生了一定影响。除了中文系的学生出版物以外,在三十二楼由西语系同学编辑的文学刊《缪斯》也有比较大的影响。

    这种现象在今天看来,可以得到一个重要启示:一所研究型的大学,除了教授的科研外,如何使学生宿舍区也成为一个创新活动中心是非常重要的,微软公司、苹果公司、谷歌公司不都有过这种创始经历吗?而这离不开思想的交流和碰撞。遗憾的是,今天的北大门禁森严,那些云游的各类神人、极富创意的各路青年才俊已难以顺利进入,许多交流碰撞的机缘也就消灭于无形之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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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子双手上扬背靠红墙的著名照片

    一禾与海子

    一禾与海子,是两个特殊的同学。我们入校时,他们刚毕业离校,但因为文学与诗歌的关系,他俩经常回到北大。在我们看来,他俩都还是北大师兄,似乎并没有离校。

    海子每次来北大,都要到三十二楼来,所见的人主要是西川、臧棣、清平、徐永、麦芒等写诗爱诗的人。他一直为《启明星》提供稿件,如有较大的构想或作品也和我们在宿舍或饭馆里讨论。我们在学校时那几届未名湖诗歌朗诵会,他每一次都会来参加。他获得的第一个重要的文学奖就是一九八六年北京大学第一届学生艺术节五四文学奖特别奖。

    1987年元旦前一天,我拎着两瓶从超市买来的国产白兰地酒去昌平看望海子,当时他住在中政大昌平校区一间带过厅的单身宿舍里,屋子里桌上、地上都是书,书桌上放着那张后来很著名的他双手上扬、背靠红墙的照片,因为人们从这张照片解读到了他选择殉诗的心理动因。他正在读的书是荷尔德林的诗选,正在写的诗则是一部他称之为“大诗”的诗。

    当天下午,有一个昌平的女孩来看海子,见海子和我在一起,她有些腼腆,没呆多久就走了。这个女孩是不是海子的女朋友,或海子是不是爱她,我不能确认;但从她对待海子的方式看,她是爱海子的,至少是爱慕海子的。

    晚上,我们吃着海子烧的干烧鱼,喝着我带来的山寨白兰地,酩酊大醉,我们两人都吐了。海子对我讲起了在安徽乡下的妈妈和弟弟,他说喝酒一定要有肉,他参加乡下同学的婚礼总是用大碗喝酒,每次都要大醉。

    第二天中午,一禾和他的女友、也是文八一的师姐张趺和西川三人来到海子的驻地,我们步行离开中政大昌平校区,在一座可以远望到十三陵的山坡上停下来漫谈。海子继续谈他的“大诗”,一禾也有同样的理想,他们都想写出像教堂、金字塔、交响乐那样的诗,有中心,有高度,不断地回旋,不断地向上,再向上的诗篇。他们说这样的诗是为整个人类而写的“整体的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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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骆一禾

    其实当我们在昌平漫谈诗歌的时候,几十公里外的北京城很不平静,一场由中科大兴起的学*潮已经波及北京各大高校。我回到学校后不久,新闻中报道,(以下省略一行字)。

    1987年夏天,我毕业分配到四川日报社工作。第二年4月,海子来到成都,他的军用书包里带着长诗《土地》的手稿和《康拉德小说选》——1989年3月26日他在山海关卧轨自杀时,随身所带的书籍中也有这本书。

    海子住在我在成都桂王桥南街的宿舍里,是一幢带壁炉的木地板老房子,我告诉他有人说这幢房子是著名学者、诗人、书法家谢无量先生解放前的旧居,只是我无从考证。海子很感惊奇,他也说起对四川盆地的观感,说这里的植物比他去过的中国任何一个地方都更为丰茂,好像有神秘的力量在起作用。

    那次相聚海子谈的比较多的是他1987年夏天去甘肃敦煌考察的感悟。他去敦煌是试图找到古印度神话中和佛经中的世界名山,被称为诸山之王、世界中心的须弥山。虽然传说中的须弥山不可能找到,但一首“大诗”已在他心中酝酿,一部分已经开始写出。

    我们在成都逛古旧书店,淘到了两本纸张发黄、快要断裂的书:《萨逊的大卫》和《尼伯龙根之歌》,作为纪念,他保留了前一本,我保留了后一本。

    那段时间正好我妈妈来成都看我,我和海子逛累了回家,吃我妈妈做的饭菜,很是温馨和惬意。

    海子与我相约什么时候同游敦煌后便离开成都前往四川沐川县,去看望写诗的宋渠宋炜兄弟俩。4月23日他从北京寄来一封信,告诉我火车在陕西遇到了铁路塌方,用了两天两夜才回到北京。

   娜斯和王芫

    北大同学中,有一些是要转系转专业的,好多重要的同学就是这么转来的。娜斯和王芫,两位非常有个性、有魅力的女同学,就都是从计算机系转到中文系文学专业的,娜斯转到文八三,王芫转到文八四。

    娜斯是达斡尔族,原名娜日斯,这个词在达斡尔语中是松树的意思。娜斯的父亲李陀是《北京文学》主编,由于对八十年代文学潮流的敏锐洞察和着力引导,他在文学界享有很高的威望,虽然当时年纪并在算老,却已有“陀爷”的称呼了。娜斯的妈妈张暖忻是北京电影学院的教授、青年电影制片厂的导演,她导演的《青春祭》曾经使我看完之后仍呆坐在影院,久久地回味。

    照理说,有这样家庭背景的娜斯应该报考北大的文科才合适,可她从人大附中毕业后却直接上了北大的理科。她曾对我谈起小时候读《比一千个太阳更明亮》等科普著作的愉快经历,也许这就是她先选择北大理科的原因吧。

    然而计算机程序的代码终究破译不了娜斯的文学才华。到大三时,她转到了我们这个班——文八三。

    娜斯转系后依然住在计算机系女生所住的三十一楼,那也是一幢走出过无数女杰,吸引过包括清华男生在内的众多男生在楼下弹琴歌唱的名楼。由于这个原因,她和原来专业的女生继续非常要好,和新班级的同学却有点距离,经常是独来独往的。由于我是文八三的学习委员,经常要为一些课程安排的事去找她,于是和她接触慢慢多起来。

    娜斯很快就表现出她的诗歌才华,而她的聪明、开朗、善解人意也深深吸引了我。老实说,我对和她一起聊天很快就到了入迷的程度,她那一口京腔一旦打开,妙趣横生的故事、独到精准的点评、委婉深沉的感悟就像泉水一样不断喷涌,再加上她那爽朗的笑声时不时地响起,对有些笨嘴拙舌的我来说,甚至都觉得有些不可思议。她的气场如此强大,语言如此生动,我只好完全投降,不用插话,只是倾听,就陷入一种美妙的享受中。

    和王芫认识是因为她从大一开始就来我们班听课,见娜斯转系成功,更增添了她转到中文系来的信心。她是一位聪明、开朗的姑娘,而且还隐隐有一股坚韧的劲头。

    这两个可爱的姑娘毕业后所走的道路也和她们自个儿一样,一波三折,华丽多姿,充满了故事和悬念。

   娜斯毕业后先在故宫博物院工作了两年,然后去美国留学,先获得东亚研究硕士学位,又进入艺术设计研究生院就读,然后住在纽约,做广告公司、互联网公司,任《三联生活周刊》驻美国记者。“911”发生前,娜斯所在的互联网公司就在纽约世贸大厦办公,幸好她所在的部门后来被公司砍掉,否则那厄运是否会降临到她头上,真不敢想象。不过,娜斯说起这件事的时候,好像只是一个已经过去很久的故事。我早就知道,娜斯具有成为一个女中豪杰的潜质。

    现在,娜斯经常住在北京,先后担任过《三联生活周刊》专栏作家,时尚杂志《Timeout乐》的主编。三联出版社把她的文章结集成三本书《纽约明信片》《东看西看》《想像舞蹈的马格里特》出版,这些书里有文化随笔、电影评论、杂志专栏,题材看似很杂,角度却很独特,文笔也十分有趣,吸引了很多读者。

    娜斯还很有企业家才干。她策划过很多文化、时尚项目,现在和朋友一起在办一个全球院校搜索和点评的网站“你好网”。

    而王芫大学毕业后便失去了联系,后来从媒体、网络上知道她时,她已成为一位知名作家了,出版了长篇小说《什么都有代价》《你选择的生活》《幸存者》《似是而非的生活》,中短篇小说集《口红》,散文集《你自己的真理》等作品。而在此之前,听同学们说,她卖过京东大饼,当过公司白领,到美国留过学,当过签约作家,做过全职太太,现在移民加拿大,定居在温哥华,已成为两个孩子的妈妈了,总之,作为一个女人来说,经历够丰富的啦。

    本文作者徐永恒,1983年四川省高考文科状元,同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中国文学专业学习,现为中国发行量最大的优秀青少年科普期刊《课堂内外》杂志社总编辑。

徐玉杰

北大娇子。

徐晓夫

北大——学子的摇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