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6月,徐向前在解放临汾战斗庆功大会上讲话。 毛泽东把徐向前和陈昌浩请去,和他们一起研究如何做好张国焘的工作。毛泽东问徐向前:“你说说怎么办好?”徐向前再次表示支持北上的意见,说:“如果他们过草地困难,我们可以派出一个团,带上马匹、牦牛、粮食,去接迎他们。”毛泽东说:“这个办法好,一是发电报催,二是派部队接,就这么办。”当即,以毛泽东、徐向前、陈昌浩三个人的名义,向张国焘发出电报。同时,徐向前给右路军的红四军第三十一团发出命令,要他们准备粮食,待命出发,去接迎左路军。
哪里知道,张国焘分裂党、分裂红军的决心已定。尽管党中央、毛泽东和徐向前反复劝告,要他率领左路军北进,但他仍执迷不悟。
9月8日,张国焘发电命令陈昌浩、徐向前率右路军南下。先看到电报的陈昌浩征求徐向前的意见,徐说:这样重大的问题,不向中央报告不行,你还是跑一趟吧!于是,陈昌浩赶到毛泽东驻地,讲了张国焘的电报精神。当晚,陈昌浩电话通知徐向前到周恩来住处开会,参会者有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博古、王稼祥、陈昌浩、徐向前。会上,毛泽东念了会前拟好的要张国焘执行中央北进指示的电文,要陈昌浩和徐向前表态。陈表示,同意电报内容,力争左右两路军一道北上;如果不成,是否可以考虑南下?徐表示,同意中央意见,对南下问题考虑不成熟,没有表态。于是,中央即以参会七人的名义致电左路军北上。
9日晚,毛泽东来到徐向前住处。在张国焘不执行中央命令,又连电催促徐、陈南下之时,他已知陈昌浩的态度,现在他要亲自看看徐向前的态度。
毛泽东比较着急,没有进屋,就在院子里和徐站着谈话。毛泽东问:“向前同志,你的意见怎么样?”
徐向前此时的心情十分复杂,他既不愿意离开党中央和毛泽东,又不想离开他一手创建起来的红四方面军。他后来回忆说:“我的内心很矛盾。一方面,几年来自己同张国焘、陈昌浩共事一直不痛快,想早点离开他们。两军会合后,我对陈昌浩说,想去中央做点具体工作,的确是心里话,我是左思右想盘算了很久,才说出来的。另一方面,右路军如单独北上,等于把四方面军分成两半,自己也舍不得。四方面军是我眼看着从小到大发展起来的,大家操了不少心,流了不少血汗,才形成这么一支队伍,真不容易啊!分成两半,各走一方,无论从理智还是感情上说,我都难以接受,这也许是我的弱点所在吧。”
“两军既然已经会合,就不宜再分开,但如把四方面军分成两半恐怕也不好。”徐向前当着毛泽东的面,最后说了这样一句话。
毛泽东见徐向前是这种态度,再没有说别的,要他早点休息,遂告辞而去。
当天24时,张国焘电复陈昌浩、徐向前,并转中央,再次明确表示反对北进,坚持南下。这时,陈昌浩改变了态度,同意南下。徐向前不愿把红四方面军的部队分开,也只好表示同意南下。陈昌浩去中央驻地反映他和徐向前的意见,挨了一顿批评。于是,党中央当即决定,单独率领红一军团和红三军团北上了。徐向前后来回忆说:“第二天(9日)凌晨,我们才知道。那天早晨,我刚刚起床,底下就来报告,说叶剑英同志不见了,指挥部的军用地图也不见了。我和陈昌浩大吃一惊”;“发生了如此重大的意外事件,使我愣了神,坐在床板上,半个钟头说不出话来。心想,这是怎么搞的呀,走也不告诉我们一声呀,我们毫无思想准备呀,感到心情沉重,很受刺激,脑袋麻木得很”。
中央红军已经单独北上了。右路军中的红四方面军忙乱起来,又是电话,又是议论,其前沿部队中有人不明真相,打电话向徐向前、陈昌浩请示:“中央红军走了,还对我们放了警戒,打不打?”
接电话的陈昌浩问徐向前:“怎么办?”在这严峻关头,徐向前严厉地说:“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说完,他又马上补充了一句:“叫他们听指挥,无论如何不能打!”
徐向前在关键时刻的这几句话,字字千钧,表现了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对党和红军团结的珍视,表现了对毛泽东的信任。他以高度的党性原则精神,坚持真理,顾全大局,稳住了阵势,避免了一场灾难,维护了红军的团结,保护了党中央和毛泽东等领导人的安全。事后,徐向前说:“陈昌浩不错,当时完全同意我的意见,作了答复,避免了事态的进一步恶化。他是政治委员,有最后决定权。假如他感情用事,下决心打,我是很难阻止的。在这一点上,不能否认陈昌浩同志维护团结的作用。”党中央和毛泽东率右路军中的中央红军北上后,越走越远,徐向前夜不成眠。他想到党和红军的前途,想到与中央红军会师后与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彭德怀等同志的相会和友情,不禁暗暗哭了一场。
9日晚上毛泽东来找他,他没有明确表示跟党中央一起走,没有和中央领导共同北上,而执行了张国焘的南下命令。到了晚年,他还认为“犯了终生抱愧的错误”。
徐向前对于这段历史一直铭刻在心。他后来说:“‘吃一堑,长一智’。我对毛主席的远大战略眼光和非凡气魄,是经过南下的曲折,才真正认识到的。”
“有鸡就有蛋”
1936年10月,红一、二、四方面军会师后,为了从西北方向打通与苏联的联系,以创立抗日的战略大后方,三个方面军共同发起了宁夏战役。到10月下旬,红四方面军第三十军、第九军、第五军共2.18万名指战员,在徐向前、陈昌浩率领下,奉中央军委之命在甘肃省靖远县河包口渡过黄河,进入河西走廊。但后续跟进渡河的部队却被敌军阻断,一直未能西渡黄河。这样,徐向前、陈昌浩率领的2万多名红军遭敌重兵围困,只好孤军奋战在河西走廊、祁连山下。11月8日,中央军委命令徐向前、陈昌浩将所率红军组成西路军,在河西创立根据地,打通国际路线。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他们英勇苦战近5个月,虽然歼敌2.5万余人,但终因寡不敌众等诸多原因而损失惨重,战斗人员只剩下1000多人,而且处境越来越困难。
1937年3月15日,陈昌浩派人通知正在前线指挥战斗的徐向前到石窝一带的一个山顶开会,宣布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决定:“徐向前、陈昌浩离队东返;残部分成三个支队就地游击;成立西路军工作委员会,李先念负责军事领导,李卓然负责政治领导。”徐向前不同意自己离开部队,他说:“我不能走,部队打了败仗,我们回去干什么?大家都是同生死、共患难过来的,要死也死到一块嘛!”陈昌浩事先同别的军政委员会委员酝酿过,他说:“这是军政委员会的决定,你如果留下,目标太大,个人服从组织,不要再说什么了。”散会后,徐向前仍然做陈昌浩的工作:“我们留下来,至少能起稳定军心的作用,还是不要走吧!”陈昌浩不同意。
徐向前和陈昌浩离开部队后,西路军留下的三个游击支队,其中王树声、张荣所率的两个支队被敌打垮,只有李先念所率的一个支队沿祁连山西进,边打边突围,40多天后抵达新疆,受到中央代表陈云、滕代远的迎接和慰问。西路军2万多人,仅存四五百人。这些情况是徐向前后来才知道的。几十年后,徐向前回忆这件事时说:“我那时的确不想走,但没有坚持意见,坚决留下来。我迁就了陈昌浩的意见,犯了终身抱撼的错误,疚愧良深。如果我留下来的话,军心会稳定些,最低限度可以多带些干部到新疆去。”
当徐向前从西路军脱险,回到援西军总部时,援西军司令员刘伯承急电中央军委和毛泽东:“我们的徐向前回来了。”
毛泽东获悉,异常高兴。此时,他正为徐向前和陈昌浩的安全而着急,十分关心西路军失散的指战员。西安事变前后,他曾多次令周恩来与国民党方面交涉,要他们停止向西路军进攻,更不允许伤害西路军领导人。
6月,徐向前回到延安,被安排住在旧城东北角的一座窑洞里。这里距毛泽东、朱德的住地不远。
徐向前住下后,心里很不好受。西路军打了败仗,作为总指挥的他,觉得无颜见毛泽东和中央领导人。尽管西路军失败的全部责任,不能由他一个人来承担,但他还是做好了思想准备,认为“打了败仗嘛,批评、撤职、杀头都应该,没有什么好说的” 。
第二天,毛泽东在凤凰山他住的窑洞里接见了徐向前。徐向前见到毛泽东,百感交集,想到大革命失败时寻找毛泽东的经历,想到草地相逢和分兵,特别是西路军失败,再也无法控制自己的情感,一时不知道该说什么,流出了滚滚热泪。
毛泽东握住他的手,亲切地说:“向前,你受累了。辛苦!辛苦!祝贺你顺利归来!”说着,递给他一支烟,便和他交谈起来。
毛泽东看着他清瘦的面孔,问:“身体怎么样?听说你病得不轻。”
徐向前说:“病了些天,牙齿又疼……”毛泽东接着说:“俗话说,牙疼不是病,疼起来可要命啊!”在严肃场合下,毛泽东常常以风趣、幽默、打比喻的谈话,让人放松下来。对西路军奉命西征和失败这件事,为了不勾起徐向前的惨痛回忆,毛泽东问得很简单。但徐向前讲起来就不那么简单了。西路军悲壮的战事,犹如千斤重担压在他的心头。他有一肚子话要向毛泽东倾诉,他要把自己认为该说的话,以及自己的认识都讲出来。他知道,在这里讲话,不是代表他一个人,而是代表西路军全体将士向党中央汇报。
毛泽东听得很认真。关于西路军的失败,徐向前讲了自己的责任,心情十分沉重。当汇报了西路军最后作战的情况后,毛泽东没让他多讲。毛泽东认为那似乎已经是历史了,安慰他说:“不要难过,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你能回来就好,有鸡就有蛋嘛!”毛泽东没有半点批评责备之意,谈话十分诚恳。
徐向前心里感到十分温暖,非常感动。毛泽东还说:“西路军的广大干部和战士是英勇的,顽强的。他们经常没有饭吃,没有水喝,伤员没有医药。没有子弹,他们靠大刀、长矛和敌人拼命,这种革命精神永远也不要丢掉。”
毛泽东短短的谈话,使徐向前终生难忘!告辞时,毛泽东说:“你好好休息一下,熟悉一下延安,再抽空去看看许世友他们几个人。”
“许世友他们几个人怎么了?发生了什么事?”这是发生在几天以前的事。当时,徐向前还在东返的路上,一无所知。原来,延安抗大师生在批判张国焘于长征途中分裂党、分裂红军的错误时,波及面宽了,使一些四方面军的干部受到了不应有的伤害。在抗大学习的四方面军学员许世友、王建安、洪学智、詹才芳等人碰到一起,为运动扩大化感到心情不舒畅,私下发牢骚说:“在延安待不下去,就回鄂豫皖或川陕根据地打游击去!”这事不知被什么人告发了,添油加醋,说他们“要造反”,要“谋害毛主席”,被说成是“反革命事件”,把他们关押了起来。毛泽东已察觉到这个案子与事实有出入,准备平反,正好徐向前回来了,就叫他去看看他们,要他去做做工作。
徐向前来到监狱,许世友等惊喜万分,争相询问西路军的情形,谈他们所受的冤屈。徐向前听了,心里很难过,他规劝大家要以大局为重,以团结为重,要经得起斗争的考验。安慰他们“要相信组织,相信党”。不久,许世友等人就被平反释放了。
7月13日,徐向前出席了在延安召开的抗日紧急动员大会。22日,又出席了中共中央在洛川冯家沟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徐向前在《历史的回顾》一书中,对毛泽东在会上的发言作了这样的记述:
“毛泽东同志的发言,给我的印象最深刻。他强调在国共合作抗战的新形势下,我党一方面要团结国民党、中央军及地方实力派,积极推动他们拥蒋抗日;另一方面,要提高警惕,坚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在政治上、组织上保持我党的独立性,以免被蒋介石吃掉,重蹈第一次国共合作失败的覆辙。鉴于抗日战争的持久性、艰苦性,以及蒋介石企图驱使红军开赴前线充当炮灰的险恶用心,毛泽东同志提出了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方针。”“有人主张以运动战为主要作战形式,红军兵力全部出动,开上去多打几个漂亮仗。毛泽东同志认为,根据现时的敌情我力,还不能那样干。他主张只出动三分之二的兵力,留下三分之一保卫陕甘宁根据地,防止国民党搞名堂。这些基本思想,表现出毛泽东的远大战略眼光及把握革命航向的非凡能力。”这次扩大会议选出了有11人参加的新的中央军事委员会。徐向前被选为军委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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