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翰林总统”徐世昌在辛亥革命前后

徐卫

　　在青岛崂山太清宫盘道左侧“涵海养云”刻石之下，前海岸大石壁上刻有徐世昌撰的“游记”云：“癸丑（1913年）四月辛丑（5月20日），约苏州吴郁生、广州李家驹游崂山，同游者贺县于式枚、合肥李经迈、张士珩宿于华严庵，明日至太清宫，负峡函海，松石奇古，极雄深幽，靓之致念憨山争席事，俯仰兴叹。返华严宿，仍遵来路，历土壑岭，循九水而归。张君独留，次晨之八水河观瀑，蹑梯子石，越烟云涧，别觅归路，往返均三日。道士韩太初善琴，马贤静善谈元，皆此游可纪者。天津徐世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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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辛亥革命义旗一举，清朝竟如摧枯拉朽，一击而垮。与清朝有深厚渊源的清廷高官和清室皇族，如“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之感。接着在青岛等地，一时间遗老云集，如过江之鲫。因家世与遭遇上各有不同，上场的情景也形形色色，或从家乡避难而至；或由任所弃官而来；或宦囊充斥；或行李萧索；或一片愚忠；或别有打算；……不过，以一概万，这条总的行程却并无不同。这批遗老中间，则各有怀抱。有人谋求另事新朝者、有者幻想复辟东山再起、多是在这世外桃园甘当起寓公。上则刻石内列的六人，可说是同床异梦，整可分为如此三类。袁世凯的义弟兄徐世昌与李家驹是待机出山，拟做“二臣”；李鸿章的次子李经迈与于式枚正积极进行复辟清室活动；李鸿章的外甥张士珩、与军机大臣出身的吴郁生则是不问政事，则安于当寓公；张氏兼于热衷问道。

　　一、谋求另事新朝者，居青的清宦大有人在。且不说由进士成博士的柯劭忞、清史馆馆长的赵尔巽、短命的国务总理李经羲等人，先说说“翰林总统”徐世昌。

　　“翰林总统”徐世昌

　　徐世昌不仅担任清廷高官，而且受到袁世凯的重用；并就任过民国大总统。尤以晚节可称，拒绝出任日寇伪职。著述丰富，在文化事业上贡献卓著。

　　清帝退位后，曾寓居青岛，同其弟徐世光一起，住在曲阜路8号，旧宅尚存。徐世昌有《崂山下宫三官殿怀想》诗云：“临汾会稽九嶷山，三陵遥隔路八千；古今名士谒陵墓，歌功颂德千万年。”诗中的“三陵”是指：尧陵、舜陵、禹陵。尧陵在山西临汾，舜陵在洞庭九嶷山，禹陵在绍兴会稽山下。在游崂时能联想到“古今名士”，来为“三陵”“歌功颂德千万年”。这说明徐氏在隐居之时，仍念念不忘做官的美梦，期盼东山再起，名利薰心的欲望可见。

　　据载“民国二年初夏，天津翰林徐世昌，后任大总统，游劳山。书‘涵海养云’四字，并其记述，皆篆于太清宫前海岸大石壁上。其记述曰：癸丑四月辛丑，约苏州吴郁生、广州李家驹游崂山，同游者贺县于式枚、合肥李经迈、张士珩，宿于华严庵，明日至太清宫，负峡函海，松石奇古，极雄深幽。靓之致念憨山争席事，俯仰兴叹。返华严庵，仍遵来路历土堑岭，循九水而归。张君独留，次晨之八水河观瀑，蹑梯子石，越烟云涧，别觅归路，往返约三日。道士韩太初善琴，马贤静善谈元，皆此游可记者。天津徐世昌题。”洋洋160余言，堪称刻石大观。徐氏此游，约会的陪同人员，全是清廷同僚，不论政治态度如何，当时都是为避难而一起聚居在青岛的。他们六人中，却是同床异梦。袁世凯的义弟兄徐世昌与李家驹是待机出山，拟做“二臣”；李鸿章的次子李经迈与于式枚正积极进行复辟清室活动；李鸿章的外甥张士珩、与军机大臣出身的吴郁生则是不问政事，张氏热衷问道，吴氏则安于当寓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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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世昌（1855—1939）字卜五，号菊人，亦作鞠人，还作鞠存，又号东海、弢斋，别号水竹邨人，别署水竹、石门山人、退叟、退耕老人、书髓老人、新庵斋主等称。室名有书隋楼、归云楼、退耕堂、晚晴簃、韬养斋、弢养斋、谈风月馆、半日读书半日静坐之斋等字号。绰号水晶球、活曹操，影射名水西村人、渔翁。他的远祖在明末由浙江鄞县迁居北京附近的大兴，到清乾隆年间又移居天津，因此一般史书皆称其为直隶天津人。然而，其高祖徐城在河南南阳做过知县，死后葬在汲县，世昌这一支即寄居河南，他便是咸丰五年九月十三日出生在开封城内的双龙巷。民国二十八年六月五日卒于天津，年八十四岁。这样，徐世昌也就享有浙江、直隶、河南三地的籍贯。在清末民初的中国政坛上，他与袁世凯论河南同乡；和曾先后任北洋政府总理的孙宝琦、钱能训等讲浙江乡谊；同曾贵为民国总统的冯国璋、曹锟等也可攀上直隶的缘分。

　　 据《徐世昌日记》的记述，在光绪二十一年（1895）夏末，袁赴天津小站的前夕，曾与徐参加了康有为组织的活动。实际上，袁由此开始了他的北洋事业。徐也因此而成为袁的北洋军务地辅助人物。任命徐为“总理新建陆军稽查全军参谋军务营务处”谘谋，相当于北洋新建陆军的总参谋长，并可代袁处理军务。与此同时，徐也结交了一批军阀。1897年12月，经袁奏请，要徐以翰林兼管袁军营务处，往来北京、天津之间，并成为袁的重要谋士，同袁加入保国会，附和康有为议新政。戊戌政变，袁骤贵，徐便投在袁氏门下。1900年8月，徐随慈禧逃至西安。此年6月9日，经山东巡抚袁世凯报荐，两宫回銮，徐被召见，慈禧见其仪表端正，奏事明晰，甚为器重，退告左右曰：“若世昌者，足继李鸿章矣。”以道员迁国子监司业。1903年10月，为商部右丞，12月练兵处成立，由时任直隶总督袁世凯再次保奏，徐以内阁学士侯补加都统衔，任练兵处提调。1904年署兵部左侍郎，次年以兵部侍郎兼会办练兵事宜，同时授练兵大臣，军机大臣，督办政务大臣，9月调任巡警部尚书。1906年11月，巡警部改民政部，仍任尚书。

　　 不久奉命偕同载振赴东北考察政治。1906年12月底回到北京，上《密陈通筹东三省全局折》，主张把东三省改为行省，设总督一员，“举三省全部应办之事悉以委之。”1907年4月，东北改设行省。徐重贿庆亲王奕劻，并通过袁的举荐，得为“钦差大臣、东北三省总督兼管东三省将军事务。”这是东三省第一任总督，权势在各省督抚之首。他用奉天巡抚唐绍仪办理东北“外交”，在“抵制日俄”的幌子下，极力主张“开商埠”、“聘用洋员”、“借国债”，引进美英侵略势力。同时他也为日俄侵略势力效力。如1907年日本取了吉长铁路借款权。七月，吉林各界代表成立保路会，赴奉天请愿，要求废除有关吉长路各约，徐答复说：“约章炳如指日，万难取消，”公然允许日本动工修建。他以推行所谓新政为名，加征捐税，“或新创名目，或增高旧率，涓滴不漏，聚敛称能。”因此激起人民办不断反抗。为了镇压人民，他以“无兵不可以言治”为由，奏请把北洋军第镇和由二、四、五六各镇内拨编两混成协调出关外。又仿照袁世凯在直隶的办法，创立督练处，训练新旧各军。另外还增设官僚机构，以周树模、钱能训为左右参赞，成立“巡警”、“劝业”道，以巩固清廷在东北地区的统治。著有《东三省设官办事要纲》一卷，此书为光绪三十三年（1907），东三省改设行省，经总督徐世昌、巡抚唐绍仪等，会拟设置官制，及办事要纲，奏准实行，计所拟官制，凡十二项，大约以东省外交内治，情形特殊，遂采同办公之法，以免公牍周折，属僚奔谒，于奉天、吉林、黑龙江，各设省公暑，总督统辖三省为长官，巡抚分理一省为次官，省署内设承宣、谘议二厅，交涉、旗务、民政、提学、度支、劝业、蒙务七司，各就所管之事，分别设科，此外练兵重事，则设督练处经理之，司法行政权须分，则设提法使节制之，其制併省旧官，参以西法，而为整齐修举之图，以祛散漫牵掣之弊，所以总汇公署，合一事权，为省制革新之首创者也。其督抚办事要纲，所订六项，均为应付时局着眼，权限增大，尤以总督随时赴阙，面奏机宜，及吏治财政不拘例章，随时奏咨核办二端，为脱去束缚，得自伸张，此举，颇能收整顿之效。是书以当年刊行。同时，还编纂《东三省政略》十二卷，可谓东北地区地方总志，是书取材广泛，记载详细，收录作者在东北任总督时的大量文书资料，颇有史料价值。可以说这是徐氏在清季最“辉煌”的时期。

　　 1908年11月，宣统继位，摄政王载沣当权。1909年1月，袁世凯被载沣罢官，其党羽都遭贬斥，徐也因与袁的关系受牵连。但他施展手腕，用奉天公款和枪械向庆亲王奕劻等亲贵行贿，多方讨好载沣而未受牵连，并很快得到信任，遂任要职。1909年2月内召为邮传部尚书兼津浦铁路督办大臣。次年8月盛宣怀回邮传部，徐复为军机大臣，9月又授为体仁阁大学士。他一方面与奕劻及那桐收受贿赂，卖官鬻爵，大发其财；另一方面则将军机处实权操在自己手中，以至载沣竟然也离不开他。尽管如此，朝中每有大事，他必得密告于隐居彰德的袁世凯。1911年5月，清廷裁军机处，改设皇族内阁，奕劻为总理大臣，徐为协理大臣，仍被重用。武昌起义时，徐力主起用袁，扼杀革命。他多次向清廷进言，保举袁以湖广总督再出督师。他亲赴彰德与袁密谋，代袁向清廷要权力。11月，袁至北京组织责任内阁，夺得清廷军政大权。徐退出内阁，专任军谘大臣（相当于总参谋长），加“太保”衔。两人再度风云际会，在袁逼迫宣统退位的过程中，他扮演内线的角色。1912年3月，袁窃得民国总统后，清帝退位，他托言：“国变忧愤，力辞太保”。急急忙忙避居青岛，“退思”去了，作出隐退的样子，以待时观变。“世昌虽助袁氏，而以受清厚恩，终不能与之绝；又袁氏有所要求于清室，为己所不能直接谈判者，更不能不任世昌为代表，于是令隆裕授为护帝太保，其头衔虽尊，而实闲曹。何者？让帝就学，已有其父栽沣照料，又有陆润庠、陈宝琛授读，初不必另求保傅也。故清、袁之际，授受礼成，袁氏已屈就为总统，世昌遂言国变忧愤，力辞太保，避地去青岛。……盖无此行，不能脱清室职掌，而不脱清室职掌，不便为袁氏相国”。这便是退隐青岛的“避谤”，实有难言之苦衷。他决定先作一段时间的逊清遗臣，再出山入士民国，乃顺理成章之事。1912年4月他赴河南、山东、大连等地调研农村、城市建设，察看中兴煤矿，年底赴青岛隐居，“每日阅书、写字，间作画，为小女讲书，即在青岛寓度岁月”。

　　徐世昌弟徐世光，先于居青岛曲阜路8号。仍蓄辫以清室遗臣自居。当徐世昌至青岛时，已去了辫子。徐世光便数落徐世昌说：“弟官不过监司，犹感大清恩遇，守首阳之节，兄宰辅三公，何以遽忘先朝，而作出山之计吗？”徐世昌不加可否，一笑置之。他便同弟住在一起，少问政治，常吟诗作书自娱，曾绘《双隐读书图》，初衷可见。为摆出不问政治的样子，表示不同清廷贵胄有联系，在青岛时少与恭王溥伟交往，而载振曾登门造访，对外却言：是为其父兄奕劻私产关系。徐本来在河南辉县和天津两地均有房产，避居辉县，担心安全；往住天津，又怕离北京太近，有袁常去烦他，想来想去，最后还是到青岛适中。传闻，他在青岛的财产可值银四十万。后来，他的青岛置产皆委托周学熙代为经营。居青岛的清季重臣，约有数十人，各地来往者倍之。与其交往较密者，有李家驹和儿女亲家柯劭忞等，后来，这些人和他一样，都出任民国官职。当时，徐世昌入宴会，有随地吐痰的陋习，常遭到一些洋人的议论，后来，他便少列青岛宴会。

　　这时的徐世昌，仍惓念前朝，溥仪《我的前半生》云：1913年春，在为隆裕太后举行哀悼集会时，“最让他们感到兴奋的是徐世昌也从青岛赶到，接受了清室赏戴的双眼花翎。这位清室太傅在颁布退位后，拖着辫子跑到德国人盘踞的青岛当了寓公，起了一个有双关含意的别号‘东海’。他在北京出现的意义，我在后面还要谈到。”那便是有关徐在对待清室态度上的一些动向。1913年2月15日（阴历正月初十）是隆裕皇太后的“皇寿”；隔了六天，于2月21日便去世了。3月19日在太和殿举行“国民哀悼大会”，满族大臣王公赏穿孝服百日，汉人中也加入了徐世昌和陆润庠、陈宝琛、袁励凖四人。4月8日为隆裕释服之期，军界举行“全国陆军哀悼大清隆裕皇太后大会”，领衔的正是辛亥年领衔劝退的段祺瑞。据张勋《松寿老人自叙》云：“明年（1913），移军兗州。徐公（徐世昌）偕田公文烈以袁公（世凯）意来裁江督，而以勋为镶红旗汉军都统。临别，徐公询有何说者。勋曰：‘袁公之知不能负，君臣之义不能忘。袁公不负朝廷，勋安敢负袁公。如是而已，无他语也。’”袁为什么派徐、田来的原因不明。胡嗣瑗补充则云：“壬子（1912）春，公移军兗州，王给谏宝田（字饴山）奉命办山东团练，遭国变，避居兗城中，以兴附带计说公，极相契合。每夜午，微行过宝田密语，或达旦乃归。幕客皆不得闻。时恭亲王居青岛，朝士如于侍郎式枚、刘副大臣廷琛、陈左丞毅、温侍御肃、胡侍御思敬，先后会岛上，谋讨贼反正，介宝田纳交于公。诸人游兖，必住宝田所。公辄密就筹议。袁世凯侦骑日伺动静，卒难得真象，而猜忌日甚，始遣徐世昌、田文烈来说公云。”袁派徐、田到兖州的原因已明。说明徐氏此次北京之行，还顺便代袁探查复辟动静。徐袁早有约定隐居二年为限。事实上，在青岛寓所，他与袁之间的往来信件和信使每月数次。显然他时刻关注着政治。此时的徐，则仍在待机而动，最先欲谋求外人的支持。七月，欲作日本之游，曾与陆宗舆至大连，适患病，赴日之行作罢。（在1917年张勋复辟之前，他还是派陆宗舆东渡日本，试探过日本政界的态度。）从来他也没有停止期待投入政界。因为做官是徐世昌一生所追求的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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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来，他见到袁氏的大总统地位日趋巩固，便接受了袁的聘用。于1914年3月，袁废除内阁，设国务卿于总统府。将寓居青岛之徐世昌召回，被任命为国务卿。徐于5月1日出任国务卿，被称为“相国”。徐就职不到两个月，便是端午节，他按清仪制花翎顶戴朝服入故宫向溥仪跪安致贺，并参加“赐宴”。

　　 1915年，袁世凯公开推行帝制之时，他曾愤怒的哀叹云：“人各有志，志为仙佛之人多则国弱，志为圣贤之人多则国治，志为帝王之人多则国乱。世之操治化教育之权者盍审诸？”激烈反对袁氏称帝的态度可见。当他窥测出袁氏称帝，可能会引起政局动蕩的危险，老谋深算的徐世昌看到这点，即于10月提出辞职。当袁要挽留、并劝他赞助时，他说：“举大事不可不稍留回旋之余地，若使亲厚悉入局中，万一事机不顺，无人以局外人资格发言为谋转圜矣，本人当此时而求去，非为自身计也。”随即退居河南辉县水竹村，自号“水竹村人”。袁氏称帝时，封他为“嵩山四友”之一，特许不称臣、不跪拜。他此时仍在静观其变。由于全国人民的激烈反对，1916年3月袁世凯被迫取消帝制，恢复“中华民国”年号，再次起用徐世昌为国务卿。他果然为袁效力，依照袁的旨意要求护国军停战议和；但他的要求，遭到拒绝，仅一个月即下台。他力荐段祺瑞为国务卿。至四月，他还退居水竹村别墅里，六月袁氏病危，召徐至面前，托以家事。仍回水竹村，又称“退耕老人”。

　　 后来，徐世昌见段祺瑞与冯国璋矛盾不易调停，便于1918年4月18日出京，再次退隐河南水竹村。1918年6月，冯段交讧，两败俱伤，公推徐出山。9月4日，安福国会开会，出席436人，徐世昌得425票。徐久久觊觎的大总统，水到渠成，垂手而得。在选举时，有一议员投了“渔翁”一票，暗讥冯段鹬蚌之争，徐世昌得渔翁之利。徐当选总统之后，以自己的题名照片分赠议员，10月10日徐宣誓就职。时人以徐隐居辉县旧事，撰一联讽诮之：“芒鞋布袜从此脱，三海原来水竹村。”这时徐氏亦自题一副对联：“鹤有还巢梦，云无出岫心。”故作清高，意在美化自己，表明他并无出山之意，时刻想回家享天伦之乐。有人认为这是写给清廷看的。说明自己复辟清廷之心不死。颇耐人寻味。在北洋政府的五任总统中，徐世昌是唯一的文职总统。他曾任清廷翰林院编修，因而被人们称为“翰林总统”。他极力标榜“修文”，便以“文治总统”自命。他上台发布的第一个正式文告，就是赦免1917年参与复辟的那伙人，张勋也被排在大赦之列。辑刊任东北总督时“治绩”的《东三省政略》十二卷；民国三年编订《退耕堂政书》六卷目录一卷；民国六年又主持编成《大清畿辅先哲传》四十卷附《烈女传》六卷，次年辑印《水竹村人诗集》十二卷，尚有《弢斋述学》三卷、《颜李师承记》八卷、《将吏法言》八卷、，《归云楼题画诗》二卷、《书髓楼书目》四册、《清儒学案》二百八十卷、《明资治通鉴长编》九百一十七卷、《恕谷语要》二卷、《习斋语要》二卷、《东三省设官办事要纲》、《历代吏治举要》、《韬养斋日记》、《续修天津徐氏家谱》等。并在总统府设“晚晴簃诗社”，与樊增祥、柯劭忞、严修、易实甫等清朝同僚和诗人，每周聚宴一次，分题韵，互相酬唱，后有辑录之《晚晴簃诗汇》二百卷目录三卷刊行。是书后刊称为《清诗汇》，采6159家，选诗27400余首。选录了清代几乎全部著名诗人的一些代表作。尚有小传和诗话，不少为徐氏亲自撰写的。如卷167关于黎承忠（字喟园）的“诗话”略云：“喟园流寓大梁，好为诗。晚年之作不可见。曩时，喟园曾手书数十首贻余弟友梅，有出剩稿之外者，录而存之。”内中保留的有关作者之生平一些罕见资料，实为可贵。还选评《明清八家文钞》二十卷。在画家周肇祥家设画学研究会，创办中法大学的李石曾赴法，向法国当局赞颂徐为文治总统，法国拟赠以巴黎大学文学博士，并请黄郛捉刀撰成《欧战后之中国》一书，以中英法三国文字印刷，特命朱启钤为专使，接受了巴黎大学博士学位。此外，徐就职后，还发表了一系列文告、命令。1919年1月，还印行《将吏治言》一书，颁行全国。1919年12月4日，颁布了将柯劭忞撰的《新元史》增入正史。徐世昌为标榜自己的“文治总统”形象，他曾派人赴桂、粤、川、黔、滇，暗中与南方的岑春煊及实力派陆荣廷等联系，采用釜底抽薪。当时北京有一家小报载一上联征对，文曰：“北有东海（徐世昌），南有西林（岑春煊），看这两个东西，怎样调和南北。”正如该联寓意，徐的分化政策很快就触礁搁浅，毫无结果。徐在就职宣言中称“以启民智”为中国立足将来世界之本，但在“五四”运动中，他却视学生爱国有罪，逮捕拘押，甚至要解散大学，迭次申令严禁学生干政。人们认为：徐离开青岛，早把青岛忘了。1919年5月，巴黎和会中国外交失败消息传来，徐氏在“证求”各方意见，准备在和约上签字。北京学生游行，“五四”运动爆发。徐氏下令，限期要学生复课。6月1日，公布青岛问题真相，并为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洗刷罪责，表扬其“公忠”。后迫于全国爱国运动的压力，6月10日，始将曹、陆、章三人免职。次日，徐氏向国会提出辞职，并于12日通电全国。国会对徐的辞职未予批准。后因中国代表拒绝在和约上签字，并发表声明。徐氏只得接受这个既成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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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氏自任总统以来，一向利用各派矛盾，操纵平衡，以为自固之计。于1922年2月25日发表罪己通电，以消释直奉成见，均无结果。6月1日，旧国会议员203人在天津集会，决议徐世昌“祸国殃民，障碍统一，不忠共和，黩货营私”16字罪状，宣告非法总统无效，并斥责其是伪总统。6月2日，徐通电辞职。这天，为早已柬约的驻英公使顾维钧述职午宴，徐世昌办理了去职事项，照常赴宴。入席后，徐举杯说：“鄙人与诸君此次宴会，一则为顾少川公使洗尘，二则向诸君辞行。”说完泪水欲流，众人相顾无言。徐从1918年9月到1922年6月2日，任总统计三年零九个月。在民国历任总统中，除袁世凯之外，他是任期最长的一个。

　　从此，他自北京迁居天津英租界，开始了几乎与世隔绝的寓公生活。此后，他从不阅览报刊杂志，只是由曾任总统府收支处长的朱宝仁向他简述外界新闻。但是，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他却叫他的一个侄女每天为他读报。1936年西安事变发生后，他更为关注时局的发展，颇为担心内战重开，会给日本提供可乘之机，后果不堪设想。经中共的调停始得和平解决，他才松了一口气。1937年“七七”事变发生，他非常担忧国家民族的前途。曹汝霖到访时讲：“南京政府是英美派当权，压制日本在华势力，使日本在中国的权力受到损失，日本被迫无奈才出兵与中国打仗。总统（指徐）此时如能出山，与日本订立亲善条约，日本即可撤兵。”徐世昌是何等聪明的人，一听此言，便明白曹是在为日本侵略者当说客，要自己出来当汉奸。他怒火满腔，断然拒绝道：“老朽年过八十，体弱多病，早就不问政事，对此没有兴趣，你们另请高明吧！”曹碰了个硬钉子，灰溜溜的离去。日本侵略者考虑到徐的资历深，当过总统，富有统治经验，是出任华北伪政权首脑的最佳人选，因此，还要在他身上打主意。1938年日本侵略军板垣师团长和大特务头子土肥原贤德二大佐，分别约请徐见面，但徐却托病不出。无奈，又派徐的门生金梁等人继续前往游说。金梁是宗社党主要成员，在伪满洲国任职。他抬出溥仪来压迫徐就范。曾言：“请老师先任职，再请宣统帝到北京正位，这是复辟清室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尽管徐一向对溥仪很尊重。在清帝退位后，他对清室待遇一直悉心照料。所以他在清朝遗老中素有“眷念故主”之名。但是，他清醒的认识到，这是关系到国家民族利害和个人名节的大是大非问题，他严正拒绝说：“事关重大，无力撑门面，决不再作出山之想！”言罢，便命人送客。闻者，认为徐氏尚能拒附敌伪，凛然自守，晚节可风。1939年6月5日，徐世昌病故，年85岁。6月8日，国民政府主席林森为徐世昌下褒奖令，以颂扬其。爱国忠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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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世光绘《双隐读书图》

　　徐世光是徐世昌的胞弟，于辛亥革命时，从烟台弃官，避居青岛，建西式洋房于曲阜路八号（此宅现在尚存）。当徐世昌来青岛时，与弟同住一起，便绘制《双隐读书图》，初衷可见。

　　德国占领青岛后，便由总督颁布《德居之内外两境章程》规定：构筑“华洋分界而治”。仅十几年的分界，被前清遗老的到来，德人的分外照顾，在洋人居住区里，率先由徐氏弟兄在曲阜路上破土建宅。随之这班清室的大员们也如蚁附穴，在德人居住的青岛区欧式建筑群里，见缝插针，大造其屋，华洋分界已名存实亡了。

　　徐世光(1857—1929)河北天津人。字友梅，号少卿。徐世昌之弟，小于徐世昌二岁，父嘉贤二十五岁病故，在母亲刘夫人“督课益严”，日有进步，二徐于光绪八年（1882）进京乡试。考试后，忐忑不安，经人指点，索性到前门琉璃厂吕祖庙去求签，经过一番虔诚的祈祷，徐世昌抽到的签词是：“光前裕后，昌大其门庭”。发榜后，世昌考取为第145名举人，世光则为第95名。二徐双双考中举人，同榜告捷，结果恰是世光名列世昌之前，签词的“光前”二字应验了。可是后来世光名落孙山，世昌则旋于丙戌（1886）成进士，入词林，世光则于1886年以捐纳同知，分发山东，任知府用场。袁世凯于1900署山东巡抚，由于同徐世昌关系密切，将世光补为青州知府，旋即调任济南知府。1903年后，周馥抚鲁，以世光有名士习气，并且多病，谓道府为全省官场枢纽，非可卧病者能治理，故勒令开缺。1905年后，杨士骧为山东巡抚，其与世昌同亲世凯，且丙戌同年翰林，便对徐世光极为优待，使其署济东泰武临道及粮道，任河防局、营务局等要差。当时，在侯补道中，徐世光共朱钟琪、萧应椿、杜秉寅，时称徐朱萧杜四大红道。徐世光声势尤着，有二帅之称。以巡抚称大帅，世光若仅次于巡抚。后调徐世光于宣统元年（1909）简授登莱青胶道，兼东海关监督，为山东各道中第一优缺。徐世光其时适丧妻，其悼亡诗有“隔宵天子诏书来”之句。先是，奉巡抚委署兖沂曹济道，适济南知府胡建枢已奉旨擢任是缺，世光遂未履任。就名义而言，山东旧有各道，世光可谓遍历，四红道中，迄清亡时，未获一握司道之篆者，只有杜秉寅一人。说明徐世光当时在山东还是很有成效的。徐世光任登莱青胶道，以兼司交涉驻烟台。

　　辛亥革命时，烟台市有人持白帜叫喊：“革命军到了！”徐世光闻言，急挈眷属逃至青岛，文武官员闻道台已走，亦皆骇散，革命党人遂不血刃而占领烟台，建立都督府。徐世光成为青岛寓公。仍蓄辫以清室遗老自居，徐世昌至青岛时，已去辫子。世光不顾情面的数落世昌说：“弟官不过监司，犹感激大清恩遇，守首阳之节，兄宰辅三公，何以遽忘先朝，而作出山之计吗？”徐世昌不加可否，一笑置之。

　　迨日德交战时，青岛不可留，徐世光乃迁居天津租界内。回味无穷的昔日久尝居官的滋味，静极思动。徐世昌时任国务卿，知世光意，便向袁世凯提出后，令其督办濮阳河工，隆其体制，优其经费，至此，徐世光乃去辫以拜命，时人认为徐氏弟兄尚重手足之情。徐世光担任督河，山东河工麇集，参谒如见督抚。徐世光仍盛设前清时的威仪，如同河道总督一样。迨工竣，僚吏均满意而去，且得优保，号为名利双收，遍颂称世光功德。外面盛传，徐世光在濮阳之役，所获尤丰，家成巨富。竣工后，付居天津，致力慈善事业，任中国红十字会会长。可是，当徐世光在天津病危时，徐世昌往探视疾，徐世光流涕满面云：“自知旦夕永诀，惟清风两袖，将以举家累大哥矣。”徐世昌安慰云：“有老兄在，毋以身后为忧。”世光乃云：“如是弟先行一步了。”1929年病逝于天津。徐世昌无子，以世光子为嗣。

　　平日，徐世光推服世凯，当慈禧死后，袁氏被免职归里，甚致惊愕。适其宠妾病死，与友人书云：“项城既去，小妾复亡，国事家事，两不可为矣。”在鼎革之际，虽言：“袁世凯世受国恩，不应取代。”而对袁氏濮工之命，却并不谢绝。说明袁徐之间关系不一般。

　　徐世光晚年信道，崇奉“老祖”，受乩坛上之封号。虽然不免迷信，然藉此办理慈善事业，活人不少。泰安岱庙，宏伟壮丽，为山东胜迹，因年久失修，日渐颓敝。徐世光率先发起募捐修缮。徐世光字友梅，以字任红卐字会会长，当时报载：世界红卐字会会长徐友梅灵榇至北平西郊安葬。

　　徐一士曾云：世光才识器度不逮世昌，亦颇慕风雅，能书画。世昌书学苏，世光书学黄。当为侯补道时，寓济南城外“东流水”，景物颇佳，书门联云：“水向东流，城北徐公今吏隐；门迎西爽，济南名士半湖居。”自谓不同俗吏也。或传在津挽周馥联，有“名震三多里”句，（周馥寓居三多里），语气近谑，盖未忘前事云。”足见其气度不通人情。

　　闭门立宪的李家驹

　　在清季以推行君主立宪而着称的李家驹，清宣统帝退位后，曾避居青岛。率先冲破“华洋分界而治”的藩篱，而在原先德国总督颁布《德居之内外两境章程》里，所划定的区界标志上，即德县路（德称哈娄威）界点上踢了一脚，转眼间起了一座西式建筑(即今新改建的市人民医院急诊室)。接着，一些清宦，也在德人居住的青岛区兴建豪宅。从此，他们成为近邻，便时有往还。1913年春，徐世昌在崂山刻石上的一篇《游记》里，提到他和徐世昌游崂山时，还约有同游者有：吴郁生、于式枚、李经迈、张士珩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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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家驹（1870—1938）汉军正黄旗人，寄籍广东广州。字柳溪，号昂若。清光绪二十年（1894）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编修，二十九年（1903）任湖北学政；三十一年（1905）任东三省学政，三十二年任京师大学堂监督，授学部右丞。三十三年（1907）出使日本大臣，授内阁学士。次年改派为考察日本宪政大臣。宣统元年（1909）署学部左侍郎，并协理开办资政院事宜。二年任学部右侍郎。三年（1911）兼协同纂拟宪法大臣、姿政院副总裁、法制院院使、资政院总裁。辛亥革命后，寓居青岛。后依附袁世凯，1914年出任参政院参政。袁世凯称帝时，接受袁的封衔。抗日战争时，北京居闲。译着有《欧洲新志》，散着见1908年《学海》、《武学》，1915年《大中华》等刊物。多关宪政论述。

　　李家驹终生在鼓吹君主立宪，曾为清廷和袁世凯称帝而立宪奔忙。当时于式枚曾有“关门立宪李家驹”的诗句。在宣统元年至三年间，李家驹曾为筹备立宪上过多次奏折，并草拟许多立宪文书。现举要如下：宣统元年五月初七日上《考察宪政大臣李家驹奏考察日本官制情形速厘定内外官制折》（刊于《东方杂志》）、八月初一日上《奏考察日本司法制度并编日本司法制度考呈览折》（收入《宣统政纪》）。至宣统三年，临近武昌起义之际，曾抛出一系列的宪政文书。有九月十三日上《资政院总裁李家驹等请将早拟宪法内重大信条先行颁示并请准军人参与宪法起草意见折》，并附《择期颁布君主立宪重要信条谕》、九月十五日上《请准革命党人按照法律改组政党折》，并附《准革命党人按照法律改组政党谕》、又有上《奏请速开国会以符立宪政体折》，并附《令资政院迅速拟订议院法选举法谕》、九月十九日上《奏遵照宪法信条公举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折》，并附《命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谕》、九月二十四日又代拟《令各省速选代表来京会议国是谕》等。这些文件，系统的反映出李家驹对君主立宪的态度和见解。（宣统元年分别于五月和八月的两份奏折，见考察日本官制和司法制度的情形上奏。曾言：“按照宪政编查馆开送考察要目，综为六类：第一类宪政史，第二类宪法，第三类立法，第四类行政，第五类司法，第六类财政。”指出“我国采用所宜舍短从长，计编成官制篇，自治制篇，官规各种。”他曾“编成日本官制通释、日本自治制通释、日本官规通释、日本行政裁判法制通释各种，都三十余万言。”“兹仅先将日本官制通释三册、官制篇二册、附中国内阁官制草案平议一册、自治制篇一册、官规篇一册，录缮成帙，恭呈御览。”集中阐述官制，“必依其国之政体为标准，即循乎宪法之本义为编制是也。”又云；：“重君主之大权而已，其始也。立宪政体之规定，发之自上，是为以大权操纵人民，而非以人民参与大权。”“而非以大权由宪法而生，故日本宪法，实以君主大权立诸行政、立法、司法三机关之上。”着重强调君主权力。又云：“立宪国家虽以三权分立为体，实则司法机关孑然独立，无关运用，独政府与议会两相对待，恒为国家进行主动之枢机，其关系至深，其冲突亦最激。故操国柄者必调剂维持于其间。”提出：我国现当预备立宪，需有数事：“一审判独立，宜切实筹办；一审判人员，宜加意培植；一编定刑律，宜分期进行；一民律商律，宜调查习惯；一民刑诉讼律，宜从速编纂。”）

　　清末的“筹备立宪”活动，乃是清廷谋求自救之措施。于宣统三年发生武昌起义之时，基本上已取得了辛亥革命的胜利。清廷而在这时加快立宪的步骤，由李家驹草拟了一系列立宪文书。阴历九月十三日奏折云：“为采用最良君主立宪主义，并先早拟宪法内重大信条，恳请宣誓太庙，布告臣民，以固邦本而维皇室。”曾指出当时形势“祸乱纷呈，蔓延于川鄂湘赣秦晋粤汉各省，是大局已几于瓦解，又与前数日情形不同。而急切挽救之方，约千万语为一言，仍不外视宪法良否以为关键。……如将重大信条先行颁示天下，则天下军民皆欣喜色相告曰，吾君果顺臣民之请，……固己胜于百万之师。”《立宪信条谕》共十九条，“第一条大清帝国皇统万世不易。第二条皇帝神圣不可侵犯。”又“第五条宪法由资政院起草议决，由皇帝颁布之。”在第十九条里规定：“国会未开以前，资政院适用之。”请看，这些条文里，那里还有民主可言。在九月十五日公布两谕，更是可笑。《准革命党人按照法律改组政党谕》云：“前据该院请开党禁，业经降旨允准。所有此次党人均着按照法律改组政党，借以养成人才，收作国家之用。”又在《令资政院迅速拟订议院法选举法谕》云：“所有议院法、选举法，着迅速拟订议决，办理选举，一俟议员选定，即行召集国会。”九月十九日谕：“眹依宪法信条第八条，命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又于九月十五日上奏《请速开国会以符立宪政体折》略云：“院奏准信条既为宪法之标准，则国民代表之确正机关尤应早日成立，以期立宪政体之完成。”于九月二十四日便发出《令各省速选代表来京会议国是谕》略云：“自武昌事起，各省纷扰，大局岌岌，实为全国存亡所关。朝廷胞与为怀，不设成心，亟应征集国民意见，共谋扶危定倾之策。着各督抚传谕各该省士绅，每省迅速公举素有名望、通晓政治、富于经验、足为全省代表者三五人，克期来京，公同会议，以定国是而奠民生。”李家驹为挽救清廷，采取欺骗民众的措施，实为可笑。然而，清廷的覆灭命运终未逃脱。清宣统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1912年2月12日），清帝下诏退位。

　　袁世凯要作皇帝，封李家驹为参政院参政，继续为袁氏的洪宪政权搞君主立宪，最终还是把袁氏推向了坟墓。

　　二、寓居清宦中有的人，不仅惓念前朝，心存清室，而且多方为复辟在奔走。据当时在青岛策划复辟的人中，奔走最力、接触面最广的是陈贻重（陈毅）所言：“岛中刘潜楼（刘廷琛）副大臣、于潜史侍郎（于式枚）倡为复辟之议，推恭亲王（溥伟）为盟主。吴蔚若侍郎、李季皋（经迈）副大臣及余皆赞之。张绍轩（张勛）提督在兖州尤激烈，其幕客王饴山（宝田）御史、涂芝岩知县皆同志。”远不只此，著名者有公社党骨干升允、“辫儒”辜鸿铭、还有商衍瀛、胡嗣瑗、胡思敬、李经迈、温肃、章梫等。

　　于式枚参予复辟并著《袁皇帝起居注》获罪

　　清帝退位后，于式枚离开北京，寓居青岛湖南路西端，靠近青岛火车站（火车站改造，其宅已被拆除），同寓居青岛的清宦刘廷琛、黄曾源、商衍瀛、周馥等为邻。同逊清恭王溥伟等时有往还。隆裕太后去世时，曾同居青岛的遗老，行拜叩礼，举行遥祭。于1913年春，在溥伟的策动下，伙同刘廷琛、陈贻重、胡思敬、温肃等，去兖州联络张勋等军阀，进行癸丑复辟，由于机泄而流产。

　　于式枚（1853—1915）字晦若，号穗生，又号潜史，谥文和。室名潜史楼。原籍四川营山，寄籍广西贺县。生于清咸丰三年，卒于民国四年，年六十二岁。少时，在广东菊坡精舍从著名学者陈澧学，成为“东塾学派”弟子。与梁鼎芬、文廷式交好，后任菊坡精舍学长。光绪六年（1880）进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散馆任兵部主事，授礼部主事，历任邮、吏、学诸部侍郎、以及修订法律大臣、国史馆副总裁。先后任京师大学堂总教习、译学馆监督。督广东学政时，设两广优级师范学堂，曾充任李鸿章随员，往贺俄皇加冕，并曾出使德国，归国后编着《德国宪政史》，于宣统二年（1910）刊出。并于光绪三十三年（1907）十月二十四日上《出使德国考察宪政大臣于式枚奏立宪不可躁进不必预定年限折》、又于光绪三十四年三月十七日再上《考察宪政大臣于式枚奏立宪必先正名不须求之外国折》，随书呈览，授吏部右侍郎。清室亡后居青岛湖南路寓庐，1915年夏，患霍乱症卒于昆山舟中。

　　于式枚少有大志，刻苦力学，文誉隆起。因客籍不能与郡县试，需要捐巨金始着籍。于式枚对父讲：“儿年尚稚，可缓议考试。且读书亦非专为科名，而小试尤无关要紧，不应徒耗资。”同学劝试，也被拒绝。后来李鸿章督直隶，式枚以学术渊深而为李赏识，延至幕府。李鸿章去世后，式枚提学广东，复内调任大臣，旋奉命考察德国宪政，居柏林年余，对德国的立国之本原，民政之纯驳，政命习俗之沿革，调查甚详。便以德国的宪法渊源和实施情形，撰成《德国宪政史》一书。光绪三十四年，朝中主张立议院者颇众，式枚独抗疏谏阻。他认为“欲速而反不达”。吸取戊戌政变的教训，主张缓办，冒着以阻挠新政罪而上折阐述自己的见解。宣统二年，朝议立宪，期以九年分期筹备，而先设责任内阁总其事，各部尚书改称大臣，增设海军部、军谘府两署，共十一部。及朝命下，庆王授内阁总理大臣，汉人任大臣者唯唐春卿任学部，沈家本仍领法部，而其余八部大臣，则皆王公贝勒及旗籍。于式枚已见清室立宪之假面具，仍以国为私，欲凭一家一族之权力治天下。曾言中国没有希望，常有辞归之意。辛亥冬，清隆裕皇后颁诏逊位，于式枚辞京，侨居青岛，闭户读书，谢绝政事。唯与恭亲王过从尚密，海滨寓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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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式枚之诗文著作，少有专集出版，仅见早年，由廖廷相编《菊坡精舍集》二十卷，内选收于式枚文章十六篇，多关史评，见解独到。东塾学派将清代后期广东学术水准推至巅峰。其中声名卓著，荦荦大者达数十人之多。于式枚就是其中之一。张之洞督两广，创办广雅书院，又移节湖广，创办了两湖书院，经心书院，所聘请的山长教习多有东塾学派中人，如梁鼎芬、廖廷相等人。后流衍中原。于式枚着有的史评论文，被廖廷相于光绪二十三年（1897）编《菊坡精舍集》选收有《书〈史记•信陵君列传〉后》、《汉书•张骞、李广利传〉书后》、《〈后汉书•郑大、孔融、荀彧传〉书后》、《书〈后汉书•西羌传〉后》、《读〈三国志，裴注〉一》、《读〈三国志，裴注〉二》、《读〈三国志，裴注〉三》、《读〈三国志，裴注〉四》、《读〈三国志，裴注〉五》、《高欢宇文泰论上》、《高欢宇文泰论下》、《读〈陆宣公奏议〉一》、《读〈陆宣公奏议〉二》、《读〈陆宣公奏议〉三》、《读〈陆宣公奏议〉四》、《读〈陆宣公奏议〉五》等十六篇，皆为史论史评之作。惜是书现已为稀见。

　　徐珂《清稗类钞，于晦若博极群书》载：“贺县于晦若侍郎式枚，为陈兰甫京卿澧入室弟子。其提督广东学政时，督部为岑春煊，颇相得。光绪丁未（1907），改学政为提学使，岑即密奏式枚任之。侍郎博极群书，弱冠即为宿儒所畏。是年师范学校试，乐清高心博廪生时主讲是校，出西北舆地题，颇本《新民丛报》之说。侍郎阅之，即曰：‘梁卓如言如此，然考某书某书尚有异论。’所举原原本本，略无遗滞。岑既内升邮部尚书，即奏侍郎内用。岑旋出，侍郎亦不容于内，乃拜考察宪政之命。乃慈禧太后崩，谥为孝钦，侍郎疏言‘钦’非后谥，历举往事为证，词旨斐雅可喜也。”于式枚对维新、立宪等重大政治问题，早有自已的独到见解的。于式枚为文敏妙，工于削牍。于宣统元年(1909)七月二十一日，由德国抵达上海，于宣统二年春便完成《德国宪政史》一书。这是于式枚为清末筹备立宪的重要奉献。

　　光绪三十二年八月一日《署理两广总督岑春煊奏派于式枚进京参议宪法预备改定官制事宜折》推荐：“查有广东提学使于式枚，器识闳远，学问渊博，于古今中外政治源流，职官沿革，能融会贯通，堪以派委随同参议。”八月二十九日便得到清廷批准，于式枚被任命为邮传部右侍郎、出使德国考宪政大臣。此前，清廷曾于光绪三十一年十一月十一日派遣栽泽、戴鸿慈、徐世昌、端方、绍英五大臣启程出京，出使各国考察政治，回国之后，又派于式枚等分赴英、德、日三国考察宪政。为做好出国准备，于式枚曾于光绪三十三年十月二十四日上折略云：“臣以迂生，忝膺传使，才轻任重，深惧弗胜。奉命以来，日与宪政馆诸臣详细讨论，拟定门类，钞阅京外条奏，博访中西论说及新译各国书籍，各处报章，分别部居，以资考证。”阐明自己准备情形的同时，提出自己的见解：“是知必以本国所有者为根据，而采取他国所有以辅益之，在求其实而不徒震其名。”又云“中国旧章，本来立宪，皇朝制度，尤极修明。《周官》言宪法，言宪令，言宪禁，言宪邦。传称监于先王成宪，仲尼损益四代之制，以垂万世之宪。宪法为中国之名古矣。殷人作誓，汉代约法，尤与欧美所云立宪者相似，唐宋迄明，规模具在，其能贻数百年之基业，成数十年之太平者，无不以顺民情申清议为致治之本原。”指出“惟风气之开辟日新，则人心之趋向各异。当光绪初年，故侍郎臣郭嵩焘尝言西法；人所骇怪，知为中国所固有，则无可惊疑。今则不然，告以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之道，汉、唐、宋、明贤君哲相之治，则皆以为不足法，或竟不知有其人。近日南中刊布立宪颂词，至有四千年史埽空之语，惟告以英、德、法、美之制度，拿破仑、华盛顿所创造，卢梭、边沁、孟德斯鸠之论说，而日本之所模仿，伊藤、青木诸人访求而后得者也，则心悦诚服，以为当行，前后二十余年，风气之殊如此。”又云：“朝廷深观时变，俯顺群情，既有宣布立宪之文，夏有特派考察之举，事关重大，不惮详求。”阐述日本维新之情形之后，强调清廷“预为筹备，循序渐进，先设京师议院，以定从违，举办地方自治以植根本，而尤要者，在广兴教育，储备人材。此外凡与宪政相辅而行者，均当先事绸缪，而不容迟缓者也。”颇为关注维新改良的。又言“臣前随故大学士臣李鸿章历聘各国，曾至柏林，见其国势民风，骏厉严肃，议院虽设而主权甚专，政府所行与民情不悖，颇有合于尊主庇民之义，列于欧美最为雄强。所惜仅驻两旬，不过略观大慨，何幸仰承特简，再莅是邦，宽以岁时，详加研究。……会同详细调查，博访通人，详稽故事，不必预定年限，总期完密不遗。除将考察情形随时咨报宪政馆外，尤欲得以暇日，钩稽所得，荟萃众说，勒成一编，穷究源流变迁，参合中西同异，推原经训，博征史书，归极于皇朝之典章，蕲合于内地之情形，庶言皆有本，而事属可行，不使泥于守旧者有变夏之疑，急于趋新者有蔑古之虑。汉文帝有言：卑无高论，令今可行。”又于光绪三十四年三月十七日再次上折略云：“窃臣愚以为宪法自在中国，不须求之外洋。”及认为各国立宪“其名至为公平，其势最为危险。行之而善，则为日本之维新，行之不善，则为法国之革命。昔法之大将辣飞叶，助美洲独立，成大功，负盛名者也。归而不忍法民之荼毒，倡言立宪，欲以治美者，移而治法，而不知情势之不同，一发而不能收，遂致滔天之祸。”继列举日本立宪“情势所迫，不得不然。”作者希望朝廷力图富强，广兴教育，用人行政，一秉大公，不稍予以指摘之端，自无从为煽惑之计。……故必正名定分，然后措正施行。孟子之言治乱，归于正人心，息邪说，拒诐行。礼经之言节制，所以决嫌疑，别同异，明是非。此皆先哲之至言，实为近会之急务。宪政编查馆开列各条问目，皆宪政应详之事，考察团须明备，抉择尤贵精严。将来各处奏报到齐，必须慎择良贤，详加编订。于西法不必刻画求似，但期于中正无弊，切实可行。”并进而阐明自己的考察宗旨“自当博访周谘，正述详说，断不敢导扬异学，附会时趋，贻误国家，得罪名教。除俟考察各节，随时奏咨外，理合先行恭折具陈。”从这些奏折里，于式枚的君主立宪主张可见。至于所著《德国宪政史》，早在预计之中，当也是推行维新改良之作。

　　李伯元《南亭笔记》卷十三有载：“庚子拳匪方盛之时，士大夫无不退藏于密，独于晦若一车两马在阛阓间，掉臂游行。与袁太常（昶）最相得，时至袁家谈宴，故袁难中诗曰：‘独有于侍御，所以慨世情’也。迨袁被祸，诸人皆衔口结舌，不敢一言，于闻之号咷大哭，一生一死乃见交情，此之谓也。于在大学堂执事，尝与人言，中国变法再五十年，或问是否五年十年，于答曰：此五十年乃大衍之数，非此不可，说者谓中国变法，其迟速尚在未定之天，未知于何所见而云然，而如此斩钉截铁也。”光绪三十四年，朝中主张立议院颇众，独有于式枚抗疏谏阻。他认为“欲速而反而不达。”吸取戊戌政变的教训，主张缓办，冒着以阻挠新政罪而上折阐述自己的见解。宣统二年，朝议立宪，期以九年分期筹备，而先设责任内阁总其事，各部尚书改大臣，增设海军部、军谘府两署，共十一部。及朝命下，庆王授内阁总理大臣，汉人任大臣者唯唐春卿任学部、沈家本仍领法部，协办大学士李殿林兼录吏部尚书事，而其余八部大臣，则皆王公贝勒及旗籍。于式枚已见清室立宪之假面具，仍以国为私，欲凭一家一族之权力治天下，曾言中国没有希望，常有辞归之意。
于式枚在青岛时，曾为周馥的《玉山诗集》撰序，并订阅。其序略云：“《玉山诗集》四卷，建德周制府编年之诗，始咸丰庚申，讫宣统辛亥，五十年中述怀纪事所作也。……制府自述学诗托始唐人，故不为汉魏六朝门户结习，而独抒性灵，自行胸臆，不规规于法古而自得真趣。少长兵间，重睹升平，故于先后治乱之迹，感慨最深。写乱离之景象，陈民间之疾苦，沈痛微婉，有少陵、次山遗风。至其触事舒情，因物寓意，如元相之称白傅所云激切赡实者，体尤近之。晚岁优闲，流连景光，闲适平远之作，又出入于渭南。昔桐城张文端公爱白、陆之诗，以为日读其诗，则企见其人是也。制府自云生平事迹，略具其中。知此意，则可以读此诗矣。……制府始自佐戎入幕，以至议约收京，从文忠，与相终始北洋，绾毂中外。当时用人行政，筹海治河，兴学练兵，百端备举，制府以元从督护将吏，任事最久，无役不预，而尤精研水学，河工声绩，民称至今。制府于治河既有专书，其见于各诗中者，精思伟论，名章隽句，纷纶洞达，如读条议，可补史志，最为奇作。此外感事怀人诸什，于内治外交之得失，文武人物之盛衰，尤三致意焉。至今读之，陈迹历历目前。说武乡之故事，感临淮之遗法，足为一代之史材，非独一时之治谱也。信可传也。”

　　1913年4月同徐世昌、李家驹等一行六人，在青岛游崂山，并留有徐氏撰写的《游记刻石》，于崂山太清宫风景区盘道左侧“涵海养云”的刻石下面附近。记云：“癸丑（1913）四月辛丑，约苏州吴郁生、广州李家驹游崂山，同游者贺县于式枚、合肥李经迈、张士珩，宿于华严庵，明日至太清宫，负峡函海，松石奇古，极雄深幽，覩之致念憨山争席事，俯仰兴叹。返华严宿，仍遵来路，历土壑岭，循九水而归。张君独留，次晨之八水河观瀑，蹑梯子石，越烟云涧，别觅归路，往返三日。道士韩太初善琴，马贤静善谈元，皆此游可纪者。天津徐世昌。”字径半尺，刻工亦佳，为徐世昌书之真迹。洋洋一百六十余言，堪称石刻大观。足为当时清季遗老们，居青岛时的寓公生活的见证。可是，他们六人中，却是同床异梦。李鸿章的外甥张士珩、与吴郁生，安于作寓公，访佛问道；袁世凯的义弟兄徐世昌、与李家驹，则待机出山，拟做“二臣”；李鸿章的次子李经迈、与于式枚，则积极进行复辟清室活动。初居青岛时，于式枚唯与恭王溥伟过从甚密，泫然相向，时或咏歌摅厥幽忧而已。当时为复辟清室而奔走的人，以集中在青岛的人最多，活动最积极，对以后事态发展的关系也最大，而青岛诸人是以溥伟为中心的。他们看中的主要策动对象是近在兖州驻防的军阀张勋。当时在青岛为策划复辟而奔走最力者为刘廷琛、陈诒重、胡思敬、温肃等人，据载，于式枚亦是积极参与者。张勋的亲信胡嗣瑗在张勋《自叙》补充里曾云：“壬子（1912）春，公移军兖州。王给谏宝田（字饴山）奉命办山东团练，遭国变，避居兖城中，以兴复大计说公，极相契合。每夜午，微行过宝田密语，或达旦乃归。幕客皆不得闻。时恭亲王居青岛，朝士如于侍郎式枚、刘副大臣廷琛、陈右丞毅、温侍御肃、胡侍御思敬，先后会岛上，谋讨贼反正，介宝田纳交于公。诸人游兖，必住宝田所。公辄密就筹议。”这则记述，透露了溥伟等人聚集在青岛，并不时到兖州与张勋取得联络，而张勋对其倾心交纳，常常移尊就教，密谈通宵的情况。当时在青岛策划复辟的人中，奔走最力、接触面最广的是陈毅（字诒重）。他在为刘廷琛题《潜楼素书图》五律里自注云：“今年（1913）春，隆裕崩徂。先生（即刘廷琛）重过提督处，毅从焉。提督于是有袭取济南之举，以谋泄不果。夏五月，胡瘦篁御史思敬游于兖，而南乱（指二次革命）适起。御史劝图再举，先生约于晦若侍郎式枚及毅续赴之，而提督不敢发。”并谈及袁世凯对青岛诸人进行侦察的事：“今年六月，恭亲王幕府王式于天津为袁世凯徒党所获，目为宗社党，逼供多人……在青岛者更多，而以先生及于侍郎为首。……于是，世凯请瑞臣侍郎及一钱姓者来岛，讽恭邸回京，且察两潜楼行止焉。于侍郎号潜史楼也。”于式枚在癸丑复辟中，曾充当笔杆子，代为起草檄文与告示，曾被袁所得，“谓非于晦若侍郎不办。”并与陈毅主张联络岑春煊，因遭到刘廷琛等人反对而做罢。

　　李文泰《海山诗屋诗话》曾云：“于晦若，名式枚，四川营山人，寄籍广西贺县。未冠，诗名动一时。其《李宝臣纪功碑歌》云：‘恒阳古郡行署旁，一碑屹立支风霜。纪年建中记永泰，文词渐泐犹能详。云我亚相秉王命，世有勋禄兼忠刚。铺敦四凶翊三主，瞿惕威惠怀瀛沧。千二百言自赡密，謏词曲笔难具量。渔阳丧乱起安史，夹河州郡沈戎羌。旄头堕地胡焰尽，馀星四散还披猖。阳和鹰眼偶一化，神狐得夜为妖祥。淄青魏博洎幽冀，各拥旄盖凭岩疆。成德一军最悍突，明光十万罗成行。控弦饮马正南下，百缣一掷催归装。射堂竟馘朱司徒，此功信可铭旗常。同功石谶恨不应，幽燕二帝遥相望。归来据险阻兵甲，蟠屈薛李连田梁。辅车势成窟宅定，谓可高卧常山冈。岂知凶德不再世，貙罴生不如封狼。徒资部曲取旌节，同开大镇康王张。蛟龙匣毁奸骨朽，巍然片石经沧桑。独留一事证史阙，题衔特志清河王。摩挲苔碣百感集，蹉跎国步哀中唐。代德以还那可道，风尘澒洞昏东方。威弧不弦斧钺钝，徒恃文物縻豪强。凌烟图画紫薇劵，一一狎视争腾骧。更勒丰碑纪勋绩，追逐召参翱翔。峨峨西平与义阳，庶几无愧桓文襄。华州曾颂李全谅，成都复纪韦南康。此外文字仅罗列，何啻中国纷蜩螗。八纮一裂不可止，颠倒功罪由文章。陆萧正色拒赵魏，几人岳峙中书堂。鄦公之铭出吏部，无乃少损日月光。矧兹幕府颂功德，岂容着手为低昂。百年运会一分合，燕将语在非微茫。章武昭肃恢大纲，手持魁柄临八荒。蔡齐并潞齿神剑，河朔猘子眠如羊。《淮西碑》付段文昌，《卢龙铭》勅李赞皇。英卫之勋燕许笔，两朝将相何堂堂。文石无言任雕刻，谁留秽恶传芬芳。从来上策在自治，罪言盍忆司勋郎。’胸有书史，故能濡染淋漓，诗格亦在昌黎、义山之间。”

　　金武祥《粟香随笔》云：“余初至粤，即接高州何镜海观察书云：‘近有布衣于晦若者，年未二十，胸罗全史，仆所刮目，只此一人。’后余于朋好处多稔其才，未之见也。已卯，晦若由国学生举广西乡试，庚辰联捷成进士，选庶吉士。才名噪都下。辛巳，余三至粤，遂获晤谈，调饥始慰。镜海先曾寄示《除夕感怀》律诗三十首，并附示晦若和作，记其警句云：‘著述几家生面少，文章从古称心难。世事江河真日下，人才门户各风生。苍狗浮云多变态，黄鸡白日暗伤神。英雄自古无成局，富贵何时是故乡。执干且对刑天舞，拔剑休为斫地歌。弹指华年惊露电，从头昨夜忆星辰。有态笑颦供刻画，无聊歌哭寄文词。’皆慷慨激昂，饶有寄托。”

　　徐世昌《晚晴簃诗诗话》云：“文和为东塾弟子，博极群书，文辞敏妙，喜作谐语，时涉嘲笑，东塾有诗规之。散馆分部，终身引憾。久佐李文忠幕，章奏书札，多出其手。熟于史事及近代掌故，与人纵谈，如数家珍。有疑其误者，取书视之，不爽一字，乃叹服。工宋四六，不好着书，亦不喜作诗。辛亥后，闲为绝句，旁注故事，以寓讥讽。避地沪渎，至昆山拜亭林墓，还时殁于舟中。”收有诗《成都浣花草堂杜少陵祠》云：“大雅千秋在，遗祠倚近垧。苍茫中兴日，寥落少微星。故宅空文藻，斯人具典型。池台换尘劫，无恙竹林青。/地旧华阳县，基仍宝应朝。元猿愁落日，孔雀望凌霄。何处千间厦，当年万里桥。空庭荡春色，独立黯魂销。/海内兵戈满，天涯岁月孤，西来严仆射，北望李司徒。寄兴聊题壁，忧时独论都。蓬莱何可到，冷梦逐青梧。/江上三年病，人间万事非。魂随星使节，血惨汉臣衣。桂岺谁通问，松州正合围。秦川秋信早，乱定几曾归。/杖策知何适，抽簪此暂留。白杨多废垒，青草又扁舟。将帅还燕蓟，风骚失应刘。无端人世感，江水日悠悠。/等是三川客，飘零滞一乡。死生房太尉，羁旅汉中王。江汉堪终老，彭嘉各异方。白鸥如可狎，真欲赋沧浪。/云影琴台暮，溪流剑阁春。变衰余草木，澒洞莽风尘。涕泪宣光事，江湖稷契身。汉南连灞上，极目正愁人。/未许驰千里，还期赋五车。寒归华表鹤，晚钓锦江鱼。军府凭看画，中朝久绝书。平生江海志，吾道有樵渔。/不唾青城地，何来碧玉京。残年思杜曲，故国忆兰成。天地独怀古，君臣方论兵。短衣抚长剑，狂顾意纵横。/落拓瞻鸿碣，羁孤念鹤林。野亭劳望眼，水槛遣闲心。寂寞扬雄宅，栖迟《梁父吟》。涪翁瓣香远，旷代结知音。”又有《秦中怀古》云：“六国楼台一炬连，美人钟鼓散如烟。十年运尽初逢鬼，百战功成又学仙。鹑首关河天一梦，龙髯弓剑地三泉。青梧观冷麒麟折，剩有苔花渍血鲜。/浮云白日莽秦关，如梦兴亡去不还。金虎宫邻唐北寺，玉鱼陵墓汉南山。丛台露冷铜仙别，野殿风高石马闲。杜老哀吟沈郎表，无端幽怨道途间。/东井西河辟上都，文谟武烈递乘除。云霓赤帝三章法，日月苍姬六典书。栖凤何年来白虏，伏龙从古护皇图。金戈铁马纵横地，放眼千秋几丈夫。/天府名区百二雄，上游陆海控寰中。灵潭犀象连樯密，大漠牛羊逐帐空。竞说河流关利济，几闻陇坻隔华戎。平蛮得宝翻新曲，又见飞尘卷朔风。/猎猎牙旗出苑墙，十千组练试明光。一鸾未毈灾先伏，九虎凭威势可常。塞北风云朝白帝，关东烽火殒黄皇。银筝鸣咽楼头语，可忆金鞭下未央。/旧曲淋铃乐府传，仓琅驿骑望秦川。江花江草愁无极，秋雨秋风梦悄然。青琐华年怀鄠杜，白头遗事说开天。红楼珠箔遥相忆，摧断青春蜀国弦。/燕齐迂怪逐波澜，张赵名豪竟射弹。几见神仙返东海，真成盗贼阻西山。丹砂不救苍黄劫，白日凭探赤黑丸。一代乱源何处问，好迁豪杰实长安。/草檄题诗意若何，百年心事足悲歌。新书甲乙编南部，奇策纵横画北河。宣室鬼神原恍惚，梁园宾客竟蹉跎。何从更觅封侯印，付与温岐哭逝波。”公认于式枚诗作的不多，然偶一为之，固甚工。但流传不多。

徐晓夫

知之甚少。

徐玉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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