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迅雷：舍不得

徐卫

    勤政都是相似的，懒政却有各种花色品种。在山西兴县，2010年好不容易盖起了一栋廉租房，但“建而不分”，闲置至今，成了一个大“摆设”。当地给出解释：一是要房子的人太多，先建的房子想等到后续的房子盖好后统一分配；二是主管官员生病住院３个月，把分房的事儿给耽搁了。
    真是哭笑不得啊不得哭笑。一个“公开摇号”就能解决的问题，愣是不去操作；一个人生病住院，就把93套房子涉及93户困难群众切身利益的大事给甩在脑后。在基本面，这是懒政，为百姓办好事，就不上心不得劲，能推就推，能拖就拖。设若这些房子是分给领导的，你说建房分房会是什么速度？在深层次，谁知道人家潜意识里是不是就想着将这些廉租房悄悄变了性质，让不该获得的人悄悄获得？很显然，他们“建而不分”，实在是舍不得啊不得舍。
    专家说，“兴县案例”是少数现象，我看不一定。你只是没有广泛地调查而已。说不定“不查不知道，一查吓一跳”。专家还指出这是一种“小城市拼爹”现象，就是越到基层小地方，越容易受到人情因素影响。这大约有点像网言所说的，“老子是儿子的通行证，儿子是老子的墓志铭”。其实也不仅仅是“小城市”如此，大城市为了房子的大利益，“拼”个“爹”算什么？
    掌握公权力的部门，在处理弱势群体和强势群体的利益关系时，往往会陷入“车夫困境”。改革中形成的强势群体，其力量有着更大的权重，政策制定者、利益分配者，可能成为强势群体的“车夫”，他们只按强势群体的意愿开车。然而，如果沿着强势群体形成合力的道路走下去，中国社会显然就会更加不公平。政策的制定者和执行者，既不能违背弱势群体的广泛意愿，又不可以任由强势群体左右一切，这就陷入了两难的“车夫困境”。
    有识之士指出，出现“车夫困境”的主要原因，正是社会弱势群体的声音微弱，而强势群体借助手中的公权，利用他们在公权力部门的有利地位，在决策过程中占有更多的话语权和决定权。因此，各项方针政策的出台，常常就是有利于强势群体，而不利于弱势群体。具体到山西兴县的廉租房“建而不分”，恰好就说明了政策制定者、利益分配者没有成为弱势群体的“车夫”，他们最喜欢的仍是为强势群体“抬轿”。
    在弱势群体面前的“舍不得”，说明权力主导型的经济社会发展，在利益分配上往往会陷于“非公益化”，这种发展模式属于“威权发展模式”之一种；在该模式下，弱势群体通常“插不上嘴”，就像那“建而不分”的廉租房，拖了一年半时间而困难百姓都没有多少发言权。
    有学者计算过：我国2009年保障性住房建设规模是260万套，2010年是580万套，2011年是1000万套，合计是1840万套，平均每10个家庭就有一套保障房。这是让人十分欢喜欣喜甚至大喜的数字——尽管2011年的1000万套是个开工建设的数字而非已经建成的数字，但盖这种房子技术难度并不大，用不了多长时间就能封顶，那么很快就应该落到弱势群体困难群众身上。所以，接下来至关重要的是，不能让这许多保障性住房陷入“建而不分”的“兴县模式”。苹果熟了，硬是弄个袋子吊在树上烂掉，也不让它落到百姓怀里，那是不行的。

徐玉杰

没把百姓的事，当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