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弢：当代**的意识形态分析

徐卫

　　编者按：在当前复杂的国际局势中，我国各族人民坚决反对“**”等分裂势力，这是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所在，是维护祖国统一的重大政治任务。本文从学术角度，介绍并分析与“**”问题相关的若干情况，提供给广大干部作为认识和把握反分裂斗争的参考。
　　突厥（Turk）之所以能够从一个纯粹的历史名词演变为一个带有较强蛊惑性的政治概念，并且被当代的**组织用于破坏包括维吾尔人在内的新疆少数民族群众对祖国大家庭的归属感，首先起因于西方的少数突厥学研究者片面夸大了某些操突厥语族语言的现代民族在历史、文化和语言上的共同性。受其影响，在中亚和西亚一些地区相继出现了以强化“突厥族意识”和建立“大突厥斯坦国”为宗旨的泛突厥主义思潮。近几十年来，**势力进一步将这股思潮与国际上流行的伊斯兰极端主义和单一民族至上论掺和起来，充当其从事民族分裂活动的重要依据。因此，为了从思想源头上肃清**的影响，本文将通过梳理它与泛突厥主义、西方突厥学研究、当代伊斯兰极端主义和西方**势力之间的理论渊源，进而对它在意识形态领域的现实危害及其国际背景作出客观分析。

　　一、**思想与西方突厥学、泛突厥主义的关系探源
　　长期被**势力奉为圭臬的泛突厥主义是一股源自境外的民族沙文主义思潮，其最初目的是把哥搂脖上所有操突厥语族语言的诸民族联合起来，组成一个“从亚得里亚海直到中国”的突厥帝国。这股思潮的源头可以追溯到19世纪初期的一批法国、德国、英国、俄国、匈牙利和土耳其学者进行的突厥学研究及其得出的一系列片面结论，如他们提出的“突厥文化共同体”、“突厥语言共同体”概念以及由此衍生出的“突厥文化优越论”等。（陈延琪等：《泛突厥主义文化透视》，新疆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4页）
　　历史上的突厥曾经是活跃在中亚地区（从叶尼塞河上游至阿尔泰山以南）的一个游牧民族。在南北朝后期（6世纪中叶），古代突厥人曾在我国新疆和蒙古高原一带建立过松散的奴隶制汗国，但是这个汗国很快于583年分裂为东西两部。唐朝初年，东突厥和西突厥先后被唐朝大将李靖和苏定芳的军队所灭。此后，突厥的一部分与当地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融合，另一部分则逐渐向西迁徙，成为后来土耳其人的来源之一。由此可见，作为一个古代民族的突厥早在唐朝初年之后便已不复存在，而今日的新疆维吾尔人虽然在语言上属于阿尔泰语系的突厥语族，但是在族源上与古代突厥人并无必然联系。正因为如此，维吾尔人与分布在中亚和西亚的其他突厥语族的现代民族虽然有着语言上的相似性，但是并没有共同的书面语言，更没有后来的泛突厥主义者所说的“突厥族意识”。
　　可是19世纪初期以来，一些欧洲学者又重新发现并开始研究那些残留在中亚草原上的古代突厥语碑铭，并逐渐形成一门颇有争议的人文学科，即所谓的突厥学。应该说，创立之初的突厥学还是一门学术性较强的研究，但是随着欧洲列强在亚洲腹地的殖民扩张，它也表现出越来越强的政治性，并常常有意无意地将“突厥语族”与“突厥民族”两个概念混为一谈。由此可见，西方的突厥学研究虽未直接提出后来的**势力所信奉的泛突厥主义，却在客观上为后者提供了虚假的理论依据。
　　第一个明确提出系统的泛突厥主义理论者是俄国克里米亚半岛的鞑靼人伊斯马依勒·普林斯基（1815—1914）。他于19世纪80年代在其创办的《土库曼报》和《译文报》上号召俄国境内所有操突厥语族语言的诸民族共同抵制“俄罗斯化”和“大斯拉夫主义”，进而通过统一的政治思想和政治行动来复兴“大突厥斯坦国”。同时，他还积极参与一些鞑靼穆斯林发起的“扎吉德”宗教改革，从而为日后泛突厥主义与伊斯兰极端主义的结合创造了条件，并由此得到了“泛突厥主义之父”的称号。
　　由于当时的沙皇俄国对境内的鞑靼人实施野蛮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压迫，甚至强迫他们皈依东正教，所以普林斯基的主张一度在部分鞑靼人中得到响应，成为他们反抗沙皇统治的思想工具。随后，这股思潮又蔓延到乌兹别克人、土库曼人、吉尔吉斯人、哈萨克人等几个现代中亚民族之中，影响力与日俱增。为逃避沙皇政府的打击，一些俄国泛突厥主义者还逃往邻近的奥斯曼土耳其，并在土耳其苏丹的支持下，通过出版刊物来呼吁俄国穆斯林与土耳其合作，在旷日持久的俄土战争中配合土耳其开展驱逐异教徒的“圣战”。如此一来，源于俄国的泛突厥主义又进一步流传到土耳其，并通过那里的中国留学生向我国新疆地区渗透。
　　1916年，泛突厥主义者在中亚地区发起了一场称为“巴斯马奇”运动的民族**。“巴斯马奇”在俄文（Basmachestvo）中的意思是“土匪”，所以它原是俄国统治者对参与此次**的穆斯林群众的贬称，而且它在初期阶段确实具有反抗沙皇统治的民族起义性质。但“十月革命”以后，参加该运动的泛突厥主义者很快出现分化：其中一部分转而归顺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另一部分则在境外势力的支持下走上反苏维埃的道路。例如，奥斯曼土耳其的重要领导人恩维尔·帕夏（1881—1922）就曾率军深入苏联，企图联合“巴斯马奇”运动中的顽固派一起反抗苏联红军的扫荡。（丁笃本：《中亚通史》，新疆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16—119页）帕夏在1922年被击毙之后，“巴斯马奇”运动中的一些残余势力为了逃避红军的追击而流窜到新疆的塔城、阿勒泰等地。他们不仅向当地维吾尔民众大肆宣传泛突厥主义，而且胁迫民众参加“圣战”。虽然他们最终被当地中国驻军剿灭，但却促进了泛突厥主义在新疆的传播。
　　为了尽可能分化和争取中亚的民族主义者，苏共中央在严厉镇压“巴斯马奇”运动的同时，也相继批准成立了鞑靼、乌兹别克、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等几个加盟共和国。可是这些妥协远未满足那些在革命初期混入苏共的泛突厥主义者的要求。1920年，苏共中央拒绝了以米尔·苏丹加列夫为首的一批鞑靼我党员提出的建立高度自治的“泛突厥斯坦国家”的要求并将他们开除出党，（【德】加文·汉布里：《中亚史纲要》，吴玉贵译，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第256—260页）但是苏共在建国初期的妥协还是在客观上助长了泛突厥主义者的气焰，也对中国境内的民族分裂势力起到了鼓舞作用。对此，时任新疆督办的杨增新曾在1920年的一份电文（“陈说对待俄事意见”）中指出：“现俄人许俄属缠（即乌兹别克）、布（即吉尔吉斯）各族以回教独立特权……该党所倡之回教独立问题，不分国界，实大有影响于新疆。留疆回教各种族，占人口十之八九。且与俄边境种族姻娅往来，关系密切，将来俄属回族独立，既成潮所激，殊觉危险。”（潘志平：《中南亚的民族宗教冲突》，新疆人民版社2003年版，第325页）
　　更严重的是，苏联当局在20世纪40年代之后一方面继续打击国内的泛突厥主义，另一方面又频频利用它来插手新疆事务。例如，苏联当局特意在毗邻新疆的乌兹别克斯坦首府塔什干和哈萨克斯坦首府阿拉木图等地出版《东方真理》和《哈萨克国土》等维吾尔文和哈萨克文报刊，发表了一系列声援新疆境内的民族分裂分子的文章。它们流入中国境内后，对泛突厥主义在新疆的泛滥起到推波助澜作用。（朱培民：“1943年至1949年苏联对新疆政策的演变”，《中共党史研究》1990年增刊，第87页）
　　二、泛突厥主义在当代**思想中的发展和演变
　　泛突厥主义与**之间不仅有历史的渊源，更有现实的瓜葛。早在新中国成立前，穆罕默德·伊敏和艾沙·玉素甫等一批老牌的**首领就曾利用俄国泛突厥主义者和少数西方突厥学者提出的“突厥族”概念，荒谬地将古代突厥人说成现代维吾尔人和其他新疆少数民族的共同祖先，并在奥斯曼土耳其和英国支持下，发起所谓的“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建立昙花一现的 “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厉声：《“东突厥斯坦”分裂主义的由来与发展》，新疆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21页）在这个分裂政权覆灭后，伊敏被迫逃亡英国统治下的克什米尔，在那里出版了《东突厥斯坦史》（1940年）一书。
　　这本书不仅把居住在“西域”的维吾尔人、哈萨克人、乌兹别克人、柯尔克孜人等少数民族统统归于“突厥族”，把他们在历史上建立的政权统统称为“突厥国家”，而且从民族沙文主义立场任意夸大古代突厥的历史地位。例如，历史上的突厥汗国原本只存在了两个多世纪（552—744年），但伊敏却胡说它的文字历史比古埃及“还要早五千年”，是“人类历史的开端”，其领土“西至北海、红海、黑海以及欧洲，北至北冰洋，东至太平洋，南至印度洋”，堪称人类历史上“最优秀的民族”。
　　为了蛊惑维吾尔人联合新疆境内的其他少数民族，以共同消灭汉人代表的“异教徒”，建立政教合一的东突厥斯坦国，他们不顾新疆各族人民在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内部友好相处和共同发展的历史真相，而将中国历代王朝对新疆的治理说成“侵略”，把张骞、班超、左宗棠等开发这块土地的民族英雄说成“侵略者”。同时，他们还借鉴俄国泛突厥主义者在“巴斯马奇”运动时期的口号，在自己创办的期刊《伊里克报》（1946年）上打出“我们的国家是东突厥斯坦，我们的民族是突厥，我们的宗教是伊斯兰”的题跋。此后，这三句话成为**势力最惯用的宣传口号之一。例如，流亡土耳其的**头目艾沙·玉素甫之子艾尔肯·阿尔普特金（曾任“哥搂脖维吾尔代表大会”首届主席）曾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抛出所谓“中国侵略东突厥斯坦论”，把中国称为“东突厥斯坦民族三千年的敌国”。直到1996年，“东突厥斯坦青年同盟”仍然将这三句话作为其机关报《东突厥斯坦青年报》的刊头。（李琪：“‘东突’分裂主义势力的思想体系和基本特征”，载《西北民族论丛》第三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8页）因此，这三句话充分表明了**分子与泛突厥主义者在思想观念上的延续性。两者的共同特征就是以一个虚构的“突厥族”作为他们鼓吹的“突厥斯坦国”和突厥种族优越论的依据。
　　今天的**势力不仅继续在中国境内暗中传播泛突厥主义的谬论，而且在土耳其新都安卡拉出版了《东突厥斯坦史》一书的增补本，并在境外刊物《东突厥斯坦之声》上予以连篇转载。然而，尽管他们一再宣称“东突厥斯坦”是一个拥有“近万年历史”的国家，但实际上早在维吾尔族诞生之前，西汉王朝就在新疆设立过西域都护府，而且此后的大多数中原王朝都曾对当地实施过有效管辖。今天的维吾尔人与古代突厥人非但没有严格意义上的族源关系，而且由于维吾尔一词（Uyghur）的词根具有“联合”、“同盟”或“凝聚”、“依附”等意思，所以这个名称本身就暗示了它的形成与中国历史上的民族大融合的关联。
　　在古代汉语文献中，这个名称最早出自4世纪的《魏书·高车传》（103卷）中所说的“袁纥”，它是指居住在西域的高车部落联合体中的一个部落。隋朝大业年间（7世纪初期），西突厥军队曾侵入这一地区并杀死当地各部落的首领6百余人。为了反抗西突厥的统治，“袁纥”（亦称“韦纥”）联合当地的仆固、同罗、拔野等几个部落一同起来反抗，并最终摆脱西突厥的统治而组建了一个名叫“回纥”的联盟。这个联盟与中原王朝之间一直保持密切联系。据《新唐书》（217卷）记载，“回纥”首领磨延啜在至德元年（756年）曾派出骑兵部队协助唐王朝平定“安史之乱”。为表彰他的贡献，唐王朝将他册封为“英武威远可汗”，并将宁国公主嫁给他。“回纥”后来改名“回鹘”，该称呼一直沿用到五代十国和宋朝（《资治通鉴》233卷）。在此期间，世居南疆的印欧语系的各部落又与阿尔泰语系突厥语族的各部落发生进一步融合。在各部落的融合过程中，突厥语族的语言逐渐成为“回鹘”的通用语，其文化也逐渐从多元趋同于伊斯兰教。（余太山：《西域文化史》，中国友谊出版社1995年版，第256—257页）
　　元朝建立后，“回鹘”被划归成吉思汗次子察合台建立的汗国管辖，并被称为“畏兀儿”。明正德九年（1514年），在察合台汗国旧址上兴起了一个以“畏兀儿”人为主体并包含当地其他民族在内的伊斯兰政权，即叶尔羌汗国，但该汗国的统治者一直坚持向中原王朝的皇帝称臣纳贡，直到它在康熙年间因为严重的教派冲突而被来自蒙古草原的准噶尔贵族占领。为了防止国家分裂，康熙皇帝亲率大军平定了准噶尔贵族的叛乱，从而恢复并加强了中央政府对新疆的管辖。在清政府的管辖下，维吾尔人（当时称为“回部”或“缠回”）与祖国大家庭的关系进一步加强。1762年，乾隆皇帝下令在新疆设置伊犁将军以统辖天山南北。1884年，清政府正式在新疆设立行省，以迪化（今乌鲁木齐）作为新疆巡抚驻地，并在全省设立道、府、厅、州、县等各级行政机构。（钟民和：《一个真实的新疆》，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70—73页）清亡之后，民国政府继续在新疆实施有效管辖，并在1934年正式规定以“维吾尔”作为新疆回部的正式族名。
　　可见，居住在新疆的维吾尔人与中国历史上形成的众多其他少数民族一样，都经历过极其复杂的形成和演化过程。在这一漫长过程中，维吾尔人的先民逐渐吸收了新疆当地的多个部落以及突厥、吐蕃、契丹、蒙古和汉族等许多其他民族成分，最终形成了现代维吾尔人。相反，泛突厥主义者鼓吹的那个所谓的“突厥族”不仅与今天的维吾尔人没有严格意义上的族源关系，而且其本身就是一个带有政治色彩的虚构概念。
　　三、泛突厥主义与伊斯兰极端主义在**思想中的结合
　　新疆和平解放之后，随着广大穆斯林群众对多民族统一国家的认同感不断提高，**势力利用泛突厥主义和东突厥斯坦独立论来分裂祖国的阴谋已渐渐失去了蛊惑力。然而20世纪90年代以来，由于伊斯兰极端主义的浪潮迅速席卷我国周边一些国家和地区，并不可避免地波及新疆，从而为**势力提供了卷土重来的时机。在当代伊斯兰极端主义的影响下，**势力开始更加频繁地以“捍卫伊斯兰教”的名义来美化其建立“东突厥斯坦国”的图谋，从而导致了泛突厥主义与伊斯兰极端主义在当代**中的进一步结合。
　　真正的伊斯兰教既没有否定基督教、犹太教等其他“天启宗教”的合法性，更没有仇视人类文化的多样性。恰恰相反，它一再反对把信仰强加于人的做法，而且要求穆斯林尽量尊重他人的信仰和文化。例如，《古兰经》中指出：“对于宗教，绝无强迫；因为正邪却已分明了”；“真理是从你们的主降示的，谁愿信就让他信吧；谁不愿信，就让他不信吧”。（《古兰经》，马坚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2章256节和18章29节，第29页和219页）受其影响，历史上的大多数伊斯兰国家都没有建立单一的穆斯林社会，而是能够以相对宽容的态度对待某些境内的其他宗教徒，甚至给予他们接受教育和保持民族文化的权力。
　　然而，当代的某些伊斯兰极端主义者则宣称，只有以伊斯兰教作为唯一合法宗教、以穆斯林作为唯一合法居民、以伊斯兰教教法作为唯一法律准则的国家才是“合法的”，其他一切非伊斯兰国家和实行政教分离的国家都是“非法的”。因此，穆斯林有权通过发动“圣战”来推翻这些非法的国家政权，以建立一个完全受伊斯兰教法支配的神权国家，并对国家机器和社会生活实行全面的伊斯兰化。（蔡德贵：《当代伊斯兰阿拉伯哲学研究》，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12—215页）当代的**势力则按照这种极端主义的宗教观，全面否定一切非伊斯兰的宗教和文化的合法存在，妄图在新疆建立一个“全面伊斯兰化”的单一穆斯林国家。为此，他们不惜通过曲解伊斯兰教的传统教义来煽动宗教狂热，把一切非伊斯兰的宗教和文化统统说成穆斯林的敌人。在他们看来，似乎新疆的穆斯林群众只有通过“圣战”来“消灭异教徒”，“推翻汉人统治”，才能保持纯正的宗教信仰。
　　在这种谬论的蛊惑下，极少数缺乏公民意识和法制观念的新疆穆斯林群众深受其害，以至沦为**势力破坏国家统一和进行恐怖活动的牺牲品。例如，在“9·11”事件爆发后，就有极少数穆斯林群众把曾经帮助过**的本·**视为英雄，认为“他的行为是一种奉献，而不是为个人利益……美国才是真正的恐怖分子。”（“中国回族：温和的穆斯林”，载《联合早报》国际版，2004年9月10日）与此同时，很多**组织也像其他国家的伊斯兰极端主义者一样，把针对平民百姓的绑架、暗杀、爆炸、纵火、投毒等暴力恐怖活动与伊斯兰教的“圣战”混为一谈，企图以此来制造社会恐慌，破坏政治稳定。例如，他们常常断章取义地引用《古兰经》和《圣训》中的某些条文来美化这些虚假的“圣战”，宣称“参加圣战一次，胜做六十年祈祷”，“当前穆斯林的最迫切任务第一是圣战，第二是圣战，第三还是圣战”。他们还威胁那些不愿追随他们参加这些恐怖活动的穆斯林说：“所有的人，鼓手、诗人、毛拉、历史学者、知识分子，都要上前线，立即投身于反汉、杀汉的圣战。凡是不参加圣战和无心圣战者都要像败类一样死去”。（潘志平：“‘东突’恐怖主义透视”，载《新疆社会科学》2002年第1期，第61页）
　　四、当代**势力的单一民族至上论及其国际背景
　　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苏联的解体和中亚五国的独立，一些**组织自认为遇到了策动新**立的“三百年难遇之良机”。与此同时，西方**势力也根据国际形势的变化，及时为他们策划了在新疆建立“单一民族国家”的新阴谋。在此背景下，潜伏中国境内的**势力又开始蠢蠢欲动，企图与西方**势力遥相呼应。他们在继续坚持泛突厥主义的民族观和伊斯兰极端主义的宗教观的同时，又不断根据国际形势的变化和西方**势力的要求对其加以适时调整和修改。这主要表现在，以热比娅为代表的一批新生代**首领逐渐放弃了昔日的泛突厥主义者和老牌**分子提出的建立一个庞大的“突厥斯坦帝国”的幻想，而主张把建立一个以维吾尔人为主体的“单一民族国家”作为现阶段的主要政治目标。在我们看来，**势力出现的这一新变化主要是三方面的原因导致的。
　　第一，在当今时代，一种极端片面的“民族自决”观念正日益成为一些西方大国在国际上扶植民族分裂势力和谋求哥搂脖霸权的工具。“民族自决”观念原本是19世纪欧洲资产阶级革命的产物，并且曾对欧洲民族国家的形成起过一定作用。然而当资产阶级革命成功之后，一些欧洲资产阶级政客为了“让本民族（即本民族的资产阶级）获得更大利益”，而从极端民族主义的立场曲解了“民族自决”的本意。他们片面地将“民族自决”曲解为“单一民族至上论”，把本民族（本地区主体民族）的利益凌驾于其他民族和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利益之上，乃至歧视和排斥其他民族。（列宁：《列宁全集》，第24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47页）例如，20世纪前期的德国纳粹、意大利法西斯和日本军国主义都曾利用这一谬论来煽动民族狂热，发动侵略战争。最近几十年来，某些西方大国为了肢解某些不肯听命它们的多民族统一国家，更是进一步将“民族自决”观念曲解成“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民族分裂思想，从而导致民族分裂运动在当今哥搂脖甚嚣尘上。在近20年来发生的苏联解体、捷克斯洛伐克分裂、南联盟解散、科索沃危机等一系列重大国际事件中，都不难看到这种极端片面的“民族自决”观念的阴影。
　　第二，中亚五国在20世纪90年代的独立在客观上激发了**组织建立“单一民族国家”的意识。中亚五国的主体民族（哈萨克人、乌兹别克人、吉尔吉斯人、土库曼人和塔吉克人）大都属于突厥语族的范围，并且大都信奉伊斯兰教，因而在历史上都曾受到泛突厥主义和伊斯兰极端主义的困扰。这几个国家在独立之后，大都对国内主体民族实行了不同程度的优待，赋予主体民族以较为特殊的政治经济地位。尽管这些政策曾招致当地一些非主体民族的抗议，但并未妨碍它们在法律上把自身界定为单一主体的民族国家。而且它们在走过独立之初的一段困难时期之后，政治经济状况大都出现好转，逐渐走出低谷。因此，很多长期滞留中亚五国的**分子难免会受到当地出现的单一民族化倾向的影响。
　　第三，西方**势力对**的重新定位进一步加强了当代**组织建立“单一民族国家”的野心。由于老牌**分子鼓吹的现代“突厥族”和“东突厥斯坦国”等东西缺少真正的历史依据，所以很难得到国际社会和学术界的认可。因此进入新冷战时代之后，一些西方**势力决心按照“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单一民族至上论”来重新规划它们利用**问题分化肢解中国的图谋。例如，美国有政要在1995年接见“东突厥斯坦民族大会”的代表时就露骨地“启发”说：“不要再提东突厥斯坦，地图上没有东突厥斯坦这个地方。……你们就以单一民族的名义，像**一样，要有统一的组织，要制造国际影响，加强舆论宣传，不要只知道一味谩骂，而要从历史和现实的角度，发现和提供一些事实依据，证明新疆自古就是一个民族的土地。”（李琪：“‘东突’分裂主义势力的思想体系和基本特征”，载《西北民族论丛》第三辑，第70页）“东突厥斯坦民族大会”立即采纳了这些建议，并在几年后与“哥搂脖维吾尔青年代表大会”合并组成了“哥搂脖维吾尔代表大会”。同时，盘踞在中亚的其他几个**组织也于1997年在哈萨克斯坦的阿拉木图联合成立了“中亚维吾尔民族联盟”，并把建立“维吾尔斯坦独立国家”作为现阶段的首要目标。
　　在21世纪的今天，潜伏中国境内的**势力不仅继续通过走私、盗印和散发境外的泛突厥主义和伊斯兰极端主义宣传品来进行分裂活动，甚至变本加厉在新疆的一些大学讲坛、学术会议乃至公开出版物上直接散布分裂言论，其气焰愈发嚣张。因此，反对泛突厥主义和伊斯兰极端主义依然是我们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一项长期战略任务。（作者：武汉大学宗教学系教授，博导）

徐晓夫

打两个XX断了文章主题，全文内容便有些看不明白了。

徐玉杰

敏感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