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焰少将谈珍宝岛：过度战备之害不亚于忽视战备

徐卫

（1966年8月，红卫兵小将把苏联驻京使馆前的扬威路改为反修路。图片来源：中国新闻周刊）

本文摘自：中国新闻周刊网，原载于《中国新闻周刊》总第555期，作者：徐焰，原题为《1969：莫须有的核危机》
1969：莫须有的核危机
双方都是为了应付对方的进攻而备战，迄今还没有任何档案材料证明，双方任何一方制订过进攻对方的计划
1969年中苏两国在珍宝岛发生冲突后，国际上曾传言苏联将对中国发起核打击，引发了中国内部的高度紧张。直到近些年来，国内一些媒体还多见“美国曾保护中国免遭核打击”的论调。
苏联瓦解后，俄罗斯解密了绝大多数历史档案，为辨明当年这一传言的真伪，提供了可靠的依据。
中苏关系不断恶化引发珍宝岛冲突
中苏两国由50年代的“牢不可破的兄弟友谊”而反目成仇，有着意识形态分歧和国家战略利益相背的两重原因。
过去几十年间，众多相关文章谈到了控制与反控制、大国沙文主义与争取独立自主、争当马列主义正统等矛盾，其实还有一条重要原因是对中国“大跃进”道路的争论。
1997年12月，根据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指示，中国社会科学院召开了“中苏关系破裂原因”座谈会，参加者多是当年中苏大论战的直接参与者和见证人。有历史当事者深刻地指出：“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问题上，毛泽东是容不得批评意见的。赫鲁晓夫等苏共领导人起初对中国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不表态，以后开始影射攻击，然后发展到公开奚落。有的同志说，这是触到了毛泽东的痛处。”
从1960年起，中苏双方开始分别攻击对方是“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苏联采取了撤退专家、中断援助项目(主要是军事项目)的措施，使理论争吵演变为国家关系恶化。苏联虽一度采取和缓措施，但却因阿尔巴尼亚问题、新疆伊塔事件、北方四岛等问题，中苏双方对立加深。在有争议的地区，双方边防人员相遇时也常发生争吵、殴斗。
双方长期的严重政治对立，终于在1969年3月引发了珍宝岛武装冲突。
珍宝岛武装冲突包括1969年3月2日、15日和17日进行的三次战斗。据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公开的档案中的数字，苏军在边界冲突中死58人，伤94人。中方死伤人员略少于苏方。
对这一事件的发生，毛泽东之后在中央文革碰头会上讲：2日的冲突，他们上边的人也不知道，政治局也没有讨论，同我们一样。
毛泽东在3月15日的冲突后便要求，到此为止，不要打了。苏方也采取了相应措施，这就使边境冲突得到了控制。
不过，中苏两国战备的火药味在此后愈来愈浓，还出现了可能使用核武器的传言。
中方的两难处境
珍宝岛事件后，苏军紧急向远东增调大量兵力，为此在1969年夏天还一度停止了西伯利亚铁路的客运而专供军用。
此时苏联的战略重点在欧洲，主要对手是美国为首的北约。珍宝岛事件发生后，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在3月21日通过两国友好期间铺设的、供中苏高层直接联络的专用电话来找毛泽东或周恩来，想直接商谈解决边境冲突。当时头脑中充满极“左”狂热的中国女接线员拒绝接线并进行辱骂，周恩来得知后认为这不妥，不过根据当时的指导思想仍决定以备忘录形式答复苏方：“如果苏联政府有什么话要说，请通过外交途径正式向中国政府提出。”
3月29日，苏联政府发表公开声明，在指责中国的同时提议双方进行谈判。与此同时，苏联又向中国施加了军事压力。
追溯历史，苏联自核弹和洲际导弹试验成功后，遇到国际危机时便经常炫耀其威力。珍宝岛事件后，苏军《红星报》以不指名却又明显影射的方式称，准备以强大核反击力量给“现代冒险家”以摧毁性打击。
据后来俄罗斯解密的档案证实，1969年苏联已拥有核弹4万枚(这是苏联历史上拥有核弹最多的时候)，其中可运载核弹头的洲际导弹超过1000枚。
而中国刚刚于1964年10月试验**成功，1966年10月才成功进行了“两弹”结合(**头装入近程导弹)的试验，1967年6月以轰炸机空投氢弹成功，但1969年时还不具备远程导弹攻击能力，核弹的数量更远远不能同苏联相比。
从常规力量对比看，中国虽然有军队631万人，苏军只有330万人，中方武器装备的水平却落后一代以上。从国家的经济实力上，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只相当于苏联的六分之一，科技水平更远远不及。何况，当时中国在东部、南部还与美国和台湾当局保持着军事对峙。
同苏联发生冲突在军事上对中国十分不利。
珍宝岛事件发生在展示“文革”成果的中共九大的前夕，“文革”的宗旨恰恰是“反修防修”。事后，国内组织1.5亿人举行示威，掀起了一个反修新高潮。“团结起来，准备打仗”的口号又对消除严重派性和国内武斗发挥了一定作用。
此时，中国领导人实际处于一个两难的局面：一方面担心苏联的军事实力，另一方面不想同苏联谈判以缓和“反修”气氛。
1969年8月13日，新疆铁列克堤边防站巡逻分队遭到苏军袭击，中方30多人牺牲。
铁列克提事件发生和核攻击的传言出现后，中共中央向全国和全军下达了紧急战备命令。
珍宝岛事件后的近半年时间，国内“准备打仗”的口号主要还是服务于政治需要。当时的“副统帅”林彪的秘书张云生在回忆录中说，在珍宝岛事件后的半年内，林彪根本不过问对苏战备，认为不会真正发生战争。8月末，中央下达全国战备指示后，林彪才开始布置相应的准备。不过他在军委小规模的会上仍讲：“这个仗八成打不起来，却要做八成打起来的准备。”
周恩来柯西金机场会谈
1969年入秋后，苏联的军事压力增大，引发了处于弱势一方的中国的高度紧张。从当时中共中央的反应看，虽然做了最坏准备，主要立足点还是防范苏军以常规力量进攻。
9月2日越南领袖胡志明去世后，中苏两国都派代表团前往吊唁，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到河内时提出，想在归国时“路过北京”同周恩来会谈，以缓和紧张局势。为了探明苏联的底盘，毛泽东也改变了此前不同苏联谈判的态度，同意在北京接待。
9月11日，北京首都机场会客室内举行了中苏两国政府首脑的会晤。
周恩来同柯西金见面后对他仍以“同志”相称，并表示说：“约5年前，毛泽东同志对你说过，理论和原则问题的争论可以吵一万年。但这是理论的争论，对这些争论，你们可以有你们的见解，我们可以有我们的见解。这些争论不应该影响我们两国的国家关系。”周恩来还指出：“美国开动了自己全部的宣传机器，妄图使我们两国兵戎相见。”他以警告的口吻询问苏联，是否有对中国打仗的意图。柯西金当即保证说，苏联没有打击中国的意图，并带有一点讽刺意味地说：“无论是苏共，还是苏联政府，从未在任何地方、任何文件中号召人民打仗，从未在任何地方对人民说，勒紧裤带准备打仗，相反，却一直在谈论和平。”
在这次机场会谈中，两国政府首脑达成了谅解，不过因中方怀疑苏方是在进行欺骗，随后采取了规模更大的战备行动。
10月间，总参以林彪的名义发布了“林副主席第一个战斗命令”。后来中央经调查证实，此命令系黄永胜布置、总参作战部部长阎仲川拟定，是在过度紧张的情况下违规发布，而非“九一三事件”后所说的“阴谋活动”。
根据中央的疏散决定(有些文章和书籍将其说成是林彪的命令，这是不准确的)，首都和许多北方城市开始进行大疏散，城市居民大都要参加挖防空洞。
当时笔者所在的部队也进入山沟疏散。在东北边疆的冰天雪地中，我首次尝到了冻伤之苦，对那纸过火的疏散令真有切肤之痛。
苏联瓦解后，中国一些研究人员查找了俄罗斯档案，并未看到真有进攻中国的计划。参加过上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的中苏谈判、在1995年至1999年任中国驻俄罗斯大使的李凤林曾研究了当时的历史资料，他认为：“事过多年之后，现在看来，中苏两国领导人当时对于战争可能性的判断都是错误的。值得注意的是，双方都是为了应付对方的进攻而备战，迄今还没有任何档案材料证明，双方任何一方制订过进攻对方的计划。”
美国媒体的核炒作
中苏之间出现紧张军事对峙后，美国从1969年夏秋起便开始调整对华政策，缓和对华关系，包括禁止台湾当局对大陆实行军机侦察、基本取消朝鲜战争以来实行的对华禁运、放宽美国公民来华旅行的禁令，并与中国进行外交接触，明显是想拉拢中国以孤立它最主要的对手苏联。
这一时期的美国媒体上，还出现了苏联欲对中国实施核打击的炒作。有报道称，苏联外交官向美国官员试探：“如果苏联对中国的核设施发动袭击，美国会作何反应？”美方作出了坚决反对的答复。
然后对这一消息，美国和苏联的官方都未证实，所说的袭击方式也未讲清是否为核打击。
毛泽东主要从苏联的军事威胁角度考虑，决定同美国改善关系，不过对当时美方散布的“帮助”和“保护”中国、防范苏联打击的言论十分反感。
碰了钉子后，美国为了进一步加深中苏裂痕，仍利用各种渠道渲染苏联对华威胁的严重性。苏联派驻联合国任副秘书长的舍甫琴科在美国叛逃后，不久出版了《同莫斯科决裂》一书，其中这样记述珍宝岛事件后的情况说：
“参加政治局讨论的一位外交部的同事告诉我，国防部长安德烈·格列奇科元帅主张‘一劳永逸地消除中国威胁’的计划。他主张无限制地使用西方称为‘巨型炸弹’的几百万吨级的炸弹。”
这段叙述后来被国际上不少书籍引用。不过仔细想想，如果苏共政治局真有这样的讨论，一个中级外交官的“外交部同事”是没有资格参加的，其叙述不合情理。而且，苏联档案上也无此记载。
对这段书的内容是否可靠，笔者在2002年曾询问原苏联远东研究所所长、现任俄中友协主席基塔连科，他称看到过苏共对华关系的众多档案，也问过那时的苏共政治局委员，根本不存在此事。“这个叛徒的‘回忆’完全是根据美国中央情报局需求编造的。”
还有文章称：1969年8月20日苏联驻美大使多勃雷宁正式告知美国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苏联想要对中国施以“外科手术式的核打击”，华盛顿当局反对苏联的计划，并威胁要打击苏联的城市和军事设施，这才最终阻止了苏联的核冒险。
这段叙述其实得不到当事人的证实，苏联后来出版的多勃雷宁回忆录中并无这一记载，基辛格回忆中也无此事。
过度战备之害不亚于忽视战备
对当年中苏之间发生的争吵乃至冲突，中国方面曾有过认真的总结。“反修”斗争时的中联部负责人、老一代革命家伍修权在90年代曾深有感慨地回顾说：“对于这场30多年前的‘反修大战’，我党已经在种种场合用不同的方式作了新的评价和结论，认为它是可以避免和不该发生的。……它是我们党内当时那股‘左’的思潮在对外政策上的反映。”
“中苏关系破裂原因”座谈会的参加者得出的结论是，就意识形态方面而言，“中苏争当‘马克思主义正统’，互不妥协，中国在这方面责任更大一些”。
进入80年代后，苏联领导层在改善对华关系时也研究检讨了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时期对华政策的错误。担任苏联最后一任外交部长的谢瓦尔德纳泽曾公开说过：“同中国搞坏了关系，是苏联前领导人犯下的最大的战略错误。”他回顾说，苏联两面受敌后，为防范美国花了1万亿卢布，为防范中国花了3000亿卢布(注：当时1卢布折合1.1美元)，这几乎拖垮了苏联经济。
中国对战争危机紧迫临头的估计，也如同胡乔木所说的是“过火反应”，对国家经济和人民生活同样造成了极为严重的影响。1969年以后的多年间，中国以重点防范苏联的战备作为五年计划的中心项目，国家财政支出有四分之一以上用于军费和与军队直接有关的项目，国内经济建设又偏重于“大小三线”。这不仅大大拖累了经济发展速度，也为后来的国家建设布局留下了许多后遗症。如此过度战备造成的损失，往往不亚于忽视战备。
由于吸取了当年的惨重教训，20年来，中俄两国尽管意识形态不同，却一直保持着睦邻友好的战略伙伴关系。如今，我们在有关中苏关系的历史问题上澄清一些谬谈，正确地认识当年的历史教训，应该说是很有现实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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