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建寅总办山东机器局

徐卫

本报记者 刘江波

　　徐建寅,(1845—1901),字仲虎,江苏无锡人,近代杰出科学家,山东机器局首任总办。为清代著名科学家徐寿之次子。在其主办山东机器局期间,凡事躬亲实践,在由中国自己的工程技术人员设局建厂方面开创了一个时代的范例。

　　博学多才的技术专家

　　1875年秋,刚刚从病榻上康复不久的一个身影开始打理行装,而后,一路向北进发。之所以如此匆忙,则是为了赶赴一场颇具“知遇”意味的邀请。因为他相信,在那里自己将会独当一面,一展身手,这个人就是徐建寅。此次北上,他是赴山东巡抚丁宝桢之邀,前往济南主持创办山东机器局。在此之前,徐建寅在科学界的影响早已声名远播。

　　徐建寅自幼好学,有着很深的家学渊源,尤其在父亲的教育影响下,他在科学方面的天赋被充分发挥出来。他曾随父亲和著名数学家华蘅芳学习现代科学技术知识,并时常参与他们的实验。

　　徐建寅18岁时,在两江总督曾国藩的大力支持下,徐寿与华蘅芳正筹划试造一艘用蒸汽机作动力的轮船。为此事,两人“苦无法程,日夜凝想”,徐建寅“累出奇思以佐之”,在我国自制的第一艘蒸汽轮船“黄鹄号”的功劳簿上显然也应为徐建寅记上一笔。

　　1867年,徐建寅与父亲一同来到江南制造局。其间,他协同父亲制造成我国近代第一批兵船,“惠吉”、“操江”、“测海”号等,开中国近代造船工业之先河。此外,在徐氏父子倡议下,江南制造局开设翻译馆,徐建寅和英国传教士傅兰雅等合作,一起从事西方先进科技书籍的翻译工作,介绍西方科学技术知识。而他也有20部译著行世,比如《化学分原》、《声学》、《电学》等。此外,徐建寅也从事枪炮火药、化工等多方面的研制,而且“于轮船、枪炮弹多所发明,自制镪水、棉花药、汞爆药”。

　　徐寿、徐建寅还与英国人麦华陀、傅兰雅等用募款集资的办法,在上海创办“格致书院”,这是中国第一所科技学堂,客观上促进了中西文化的交流。徐建寅在江南制造局任职七年,此后,他的生命历程便进入了另一个篇章主办山东机器局。

　　总办山东机器局

　　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原本边疆事端屡起的山东步入了一个多事之秋。面对危局,山东巡抚丁宝桢着手谋划,而开局设厂则成为他加强海防的要务之一。丁宝桢深谙“练兵必先制器,制造尤贵得人”的道理,“不虑兵饷之难筹,而深忧人材之不易。”为此,他调来了张荫桓、曾昭吉、薛福辰等技术、管理人员到机器局工作。得知徐寿、徐建寅父子在科学技术方面的造诣,便力邀赴鲁,徐寿以健康问题为由婉拒,同时推荐次子徐建寅前往,自己在幕后支持。

　　对于丁宝桢,尽管未曾见面,但是徐建寅早就听闻；而此时的徐建寅也期望将自身所学应用到实践之中,丁宝桢的邀请就在此刻适时地出现了。几经周折,终于在1875年的6月,李鸿章允调徐建寅。徐建寅北上先到天津拜会李鸿章,然后转赴山东。

　　徐建寅约于当年9月抵达济南。此时的他已然是一个日渐独立的青年科学家,但父亲的支持也从未远离。在丁宝桢关于徐建寅的奏章中,也不吝赞美之词,从中可以看出其对于徐建寅的器重和信任:“志正才明,洞精西学”。二人在济南见面之后,随即便商议建局构想,不想两人之间的谈话十分默契,甚是投机。丁当即便委以“总司局务”的责任。面对丁宝桢的信任,徐建寅则在日后,用自己的行动回应了这份信任。

　　周详计划,躬自创造

　　徐建寅到任后,在丁宝桢的大力支持下,他便开始施展自己的才华。在整个操办过程中,徐建寅往往躬亲实践,并且事前都有详细的计划和预案,这也令丁宝桢对其夸赞不已。

　　机器局的创办显然不会一帆风顺,有许多具体的问题需要解决,首要的则是经费、选址以及技术人员问题。

　　在经费上,由于李鸿章拒绝提供支持,因此建局费用颇为紧张。丁宝桢创设山东机器局,原本想同时生产军火、枪炮,但由于经费难筹,在这种情况下,“且事由渐进、始克专精。现与徐建寅商明,先造子药；俟子药造成后,再续买枪炮机器为制造枪炮之举,俾无旁骛,冀收实效。”而其他的一些打算,只能被搁置。

　　在山东机器局的建造过程中,选址建厂是一件大事。建址的选取也体现了丁宝桢与徐建寅之间配合之默契,以至于丁宝桢升任四川总督后,提到建厂问题,仍对山东机器局的选址赞叹不已,称是“该局最得地势”。

　　对于建局的地址,既要考虑到安全,同时也要考虑到交通、资源以及产品的销售问题,丁宝桢原本有两处备选之地,一是在莱州后路,二是在昌邑、潍县之交的白浪河一带,但由于上述条件都不能全部满足,最终都被舍弃。在经过徐建寅实地勘察以及商讨之后,丁宝桢和徐建寅等最终选定了济南城北数里泺口迤东的“高亢之区”,并派人就此买下民田300余亩。

　　在丁宝桢、徐建寅等看来,选此地有三大有利条件。“设厂内地,不为彼族所觑觎,万一别有他事,仍可闭关自造,不致受制于人,利一也；附近章丘、长山等县,煤铁矿产素饶,民间久经开采,但就内地采料,已觉取资无穷,纵有闭关之时,无虞坐困,利二也；秦、晋、豫、燕、湘、鄂各省,由黄运溯流而上一水可通,将来制造军火有余,可供各省之用,转输易达,利三也。”选定这样的建址,不仅符合了当时的时局,同时也考虑到了周围环境等诸多因素,丁宝桢对此极为满意。

　　丁宝桢把握大局,而具体的技术问题则全部委托给徐建寅。为了能够将机器局早日建成,从办公场所的建设到工匠的招揽,从机器、原料的购进到厂房的修建,徐建寅可谓费尽心力。“徐建寅躬亲布置装配,一俟内地采买硝硫、煤炭各料购齐,即行分别开工制造。核计全厂告成,为期不逾一年。”

　　其间,徐建寅亲赴上海订购机器,通过各种渠道,招募熟练工匠,并且尽量选取要价较低的“熟手巧匠”,同时招募当地工人进行培训,并相互之间进行学习。这些本土工匠的勤奋程度要远超过洋匠,而工资尚不及他们的一半,每年能够节省巨额的开支。而丁宝桢对于徐建寅则是极为称赞,“徐建寅胸有成算,亲操规削,一人足抵洋匠数名。犹复估料程工,力求撙节,综核精密,人不能欺,一切皆归实用,不稍虚糜”。

　　一切皆系自出心裁

　　在徐建寅出色的经营规划并躬亲实践的带动下,一个能生产火药、制造枪炮的军工制造局只用了一年时间便已全部建设完备,并且竣工投产。所用的经费,与同时期的其他各局相比节省了不小的花费。由此,丁宝桢更加深信自己当初的选择,他在奏折中称赞徐建寅,“一切皆系自出心裁,绘图定造,器精价廉,毫无浮冒,洵属心思缜密,精力兼人,而其综核名实,条理精详,尤为不可多得。”而这样的评价在当时而言,有着深厚的社会背景。

　　“借材异域,雇募洋员”,是自19世纪60年代以来洋务派创办军工企业的普遍现象。洋务派虽然主张 “能用洋人而不为洋人所用”,然而在实际的操作中,不仅洋匠技术水平良莠不齐,且仍存有过分依赖洋工、洋匠的现象,容易受制于人。丁宝桢所坚持的主张更为坚决,他考虑到洋员的真假难辨以及高昂的费用,他决定“不使外洋一人夹杂其中,期于力求争胜。”

　　丁宝桢做出这样的决定底气何来?一方面是出于对徐建寅工程组织能力的信赖,而另一方面,当时聚集在此地的技术力量已经足够强大,这里面除徐建寅外,还包括薛福辰、曾昭吉、张荫桓等,这些条件足以支撑丁宝桢“不准雇募外洋工匠一人”的主张。因此,丁宝桢事先就做出了判断,“东省设立此局,实为自强起见,非徒增饰外观,所有一切建厂造屋及备办机器并将来制造各项,均须自为创造,不准雇募外洋工匠一人,庶日后操纵由我,外人无从居奇,乃于国家有利。”对此,徐建寅颇能领会丁宝桢的意图。而这一独立自主的主张贯穿于山东机器局的始终。

　　山东机器局则是清政府在洋务运动期间兴办军工企业中,第一个也是所仅见的没有雇募洋人,也非照搬西方的模式,而是由中国的工程技术人员自行设计建造起来的,直至在后来的发展中也始终没有雇用外国技术人员。由此,在由中国自己的工程技术人员设局建厂方面开创了一个时代的范例。而对于这样的成绩,丁宝桢和李鸿章等都称赞不已。

　　山东机器局的建造一方面造就了山东新一代的技术工人；与此同时,在产品规格上,也不完全师法洋式。除去主要机械购自外洋外,许多辅助性的机械都能自己制造。

　　1878年6月29日,《捷报》登载英国人莫理逊《自镇江至天津的旅行记》,其中写道:“泺口机器局距济南府数里。这机器局值得注意的是一切厂房、一切西洋机器……全部系在中国人监督下装配起来的,没有雇用一个外国人。所有的机器都完美地转动着,没有丝毫震荡。这种良好的成果应归功于总办徐(建寅),即上海的徐(寿)之子,他曾在江南制造局受过教育……”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了徐建寅在山东机器局建造过程中所起到的巨大作用。

　　1879年6月,山东机器局局务告竣,徐建寅随即被派往出使欧洲,期间,为了订造世界一流的铁甲舰,他进行了充分的考察,精心比较不同军舰的性能及价格。而徐建寅此次出访费尽心力定制的两艘战舰,即为后来北洋舰队的主力舰“定远”号和“镇远”号。

　　徐建寅再次与山东结缘,是在1894年,时值中日中午战争爆发,清军以失败告终。光绪帝召见徐建寅,派他查验北洋海军威海船械,“将海军一切情形,一并访察,回京禀复。”

　　徐建寅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中国近代创办最早、规模最大的几个机器局负责技术工作,并担任过诸多重要职务。由他一手主办的山东机器局的有效运转及其历史地位,更映衬出了他在军事工业方面的才华以及他为近代中国的军事工业和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所做出的巨大贡献。

　　(图片由济南市档案局提供)

　　作者：图片由济南市档案局提供来源大众日报)

徐建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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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建寅1901年是我村祖上,手下的工程师.我村祖徐徳苞,字凤九,进士钦授内阁中书,光绪24年游历日本,26年1900年总办汉阳铁政局和枪炮厂.宜昌府知府等职.

徐建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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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森头,我村祖上在日本就恨不得掐死他.森槐南(1863 - 1911)是著名诗人森春涛的儿子，被认为是明治汉文学坛上第一流作家，成就超过乃父。又有人推其为明治汉诗“十二诗宗”之首。森氏在少年时就曾尝试作曲，可说是惊人的天才，连中国著名诗人黄遵宪也大为赞叹。1890年，因中国公使、诗人黎庶昌任满归国，森氏还创作了南北曲一套，被认为在日本是绝无仅有之作。森氏在小序中说：“仆本不娴词令，直抒胸臆，所谓东洋问题者，触绪一发，语涉忌讳，知不免矣。”所谓“东洋问题”、“语涉忌讳”，也就是其曲中写到的当时俄罗斯等帝国主义国家对中国的虎视眈眈和血腥侵略。但是中国人都知道，当时的日本虽然与俄罗斯等帝国主义国家有利益上的冲突，却同样也是、而且更是侵略中国的虎狼之国！森氏身入伊藤幕中，对自己国家的侵略行径未及一辞，相反却大谈“邻交益谐”、“中流共楫”，实在是非常虚伪的！
他因为热爱中国文学，交了许多中国朋友，因此诗文中赤裸裸咒骂中国的文字也许没有；但是如同这里提到的散曲那样的中了军国主义流毒的作品还是不少的。例如，1895年底，土居香国从台湾回来，给他带来一方清初朱彝尊用过的砚台，他即作《朱秀水天地储精砚歌》，其中称我国宝岛为“南荒”，虽承认“此地曾经亦姓朱”，但竞得意地说“舆图忽已拓日域，梯航竞欲朝尧天”！中华民族的老祖宗尧，竟然被他用来称日本的天皇了1 1898年，森氏作词《沁园春·玉池席上赠清国姚石泉、徐凤九》日：“潭洞乾坤，沧海横流，白日欲矬。叹职方图里，吐蕃突厥；羁縻州外，德法英俄。万里氛烟，三年战垒，赢得沉沙折戟多。望威、旅，正不知何国，楼船频过。 任他铁券山河，猛骤雨飘风可奈何。且早防强敌，长城饮马；休思前衅，同室操戈。有客观风，凭谁回日，渺渺愁予三岛波。春光好，蓦伤心溅泪，花鸟知么？”在这首词中，他又只写“德法英俄”等帝国主义国家，又提及威海、旅顺等地的战舰；但是“三年”战后，朝鲜“独立”，台湾割让，日本得赔二亿三千万两白银，中国还死伤那么多百姓，这些难道是什么“同室操戈”？

徐玉杰

宗亲发贴辛苦了，谢谢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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