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云鹏：南京取消公费医疗未涉“副厅级”实属惯例

徐卫

　　从2013年1月1日起，南京将取消公费医疗制度。这是江苏13个地级市中最后一个宣布此项改革的城市。“副厅级”以上，没有取消公费医疗制度，其治疗地点一般在各个规模较大医院的高级病房，如江苏省人民医院、鼓楼医院等。（据2012年12月12日《北京青年报》）
　　对于“副厅级”以上官员没有取消公费医疗制度的原因，南京相关部门给出的解释是，是由于其干部管理权限在省级，目前仍在执行公费医疗制度。本次改革并未涉及在宁的部署机构、省级机关以及省级管理的事业单位。这样的回应未免有些牵强，尽管干部任免权限与使用管理权相对分离，但“副厅级”以上官员的福利待遇却是使用单位提供保障的，而改革未涉及到他们，实际上是保留了一个特殊阶层，豢养和助长特权思想，这也是一个惯例。
　　分析中国官员的福利制度改革进程，就会从中发现大凡与官员切身利益紧密相关的福利待遇制度改革，诸如票子、车子、房子、位子等，大多是自下而上进行的，依次是先地方，后中央，先基层，后上层，并且改到省部级官员时便划下红线，戛然而止，从此没了下文。这也似乎成了中国官员福利制度改革的一大特色，改革难以涉及到高级官员。这是因为，这部分官员都是相关政策的制定者，让他们左手拿起刀去砍自己的右手，可能吗？
　　比如说，人们最为关切的住房制度改革。其核心内容就是停止住房实物分配，实行住房货币化分配。应该说，这项制度改革在基层、在普通职工中推行得比较迅速，也比较彻底，而在公务员中却一直饱受“福利房难断”的诟病。尽管1998年房改后福利分房被明令禁止，但公务员系统内的变相福利分房仍屡禁不止，并自成体系，致使货币补贴政策难以推进。比如，四川省直到2004年才出台公务员住房改革政策，但由于住房档案很不完善，住房分配货币化改革进展缓慢，这种情况在其他省市和中央国家机关里同样存在。
　　老实说，住房分配货币化改革政策难落实，难就难在执行住房分配货币化改革政策中的差别化上。停止福利分房不是一刀切、彻底断，而是人为地分三六九等，高低贵贱，中下级官员与高级官员待遇相差悬殊。事实上，到目前为上，中国的住房货币化改革政策仍然没有涉及到省部级以上官员，军队的副军职以上官员住房改革也在等待着国家省部级官员住房改革政策出台。还以四川省公务员住房改革政策为例，在住房面积控制标准上，只明确了科级以下、科级至正厅级。这说明，住房改革并没有涉及副省级以上官员。省部级以上官员住房改革迟迟没有进行，直接导致相关官员住房建设无据可依，标准不一，相互攀比，超大豪华，让下级官员和群众心里极度不平衡，也人为地给相关改革设置了障碍。
　　这样看来，南京市这次改革留下了“副厅级”这个尾巴，实属于中国既有的官员福利待遇制度改革差别化的产物，这是一个约定俗成并不成文的规定，是一种彼此间心照不宣的默契和现状。尽管人们觉得不舒服，不服气，但恐怕也是有想法没有办法。改革真正触及既得利益者的实惠，太难了！
　　福利待遇是一块试金石，是对领导干部党性观念的实际检验和考验。红军时期，有人问胡耀邦同志：“参加我党有什么好处？”他回答道：“让我看，参加我党有九十九条‘坏处’，要吃苦在前，享受在后，要冲锋在前，退却在后；可能被杀头，还会坐牢；危险的工作要抢着干；如果军装不够，要让给别人穿；饭少人多，要让群众造先吃，自己饿肚子；……要说好处，我看只有一条：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人民才会拥护你！”“副厅级”以上的领导干部践行党的宗旨，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克己奉公，多做贡献，带头取消公费医疗制度就是最实际的行动。
　　上行下效，“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推进福利制度改革，需要上下共同努力，但关键在领导，上边是重点，应当自上而下，把领导干部和机关作为突破口。我们欣慰地看到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已经开始这样做了。中央政治局常委带头从自身做起，制定了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其中要求领导干部调研要轻车简从，减少交通管制，一般情况下不得封路。习总书记最近到广东地区视察，道路没有封闭，现场没有欢迎横幅，也没有列队迎送的环节，而是与民众的平等交流。中央高层是说到做到，严格自律管好自己，福利待遇改革中保留的“副厅级”以上，也不会太长久了。　

徐晓夫

现在还有享受公费医疗的人？真是令人吃惊。典型的特权阶层，老百姓怎么能信服这样的官老爷？

徐玉杰

实在没有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