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俊谈点校本二十四史的修订

徐卫

黄晓峰
新中国古籍整理项目中，规模最大也最受人们关注的，就是点校本二十四史。随着古籍整理事业的发展、学术研究尤其是断代史研究的深入，点校本二十四史的问题也逐渐显现。2006年起，中华书局开始着手规划点校本二十四史的修订工作，今年将出版《史记》修订本。中华书局总经理徐俊先生全程参与了二十四史修订本的组织与出版工作，他认为，由于现在的学术积累和便利条件，在程序保证质量的原则下，相对上一次的点校本，修订本的质量会有显著的提高。8月17日，徐俊先生将在上海图书馆做题为“《史记》点校往事”的讲座。
先请您简单介绍当年二十四史点校工作的情况。这项工作从规划（1958年）到最终完成（1978年）花了近二十年。这么长的时间，有这么多的学者参与（其中还经历了“文革”），是如何在具体运作中保持质量的？
徐俊：中国人重视历史，这是传统。毛泽东就特别重视古籍，好读史书，因此新中国成立以后，整理出版一套“中华人民共和国版”的二十四史（郑振铎语）成为很多人的心愿。1958年2月，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成立，直属国务院科学发展委员会。在古籍小组制定的第一个古籍规划中，就有二十四史点校本。1958年9月13日，由吴晗、范文澜召集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尹达、侯外庐，中华书局总编辑金灿然和地图出版社总编辑张思俊，在历史所三所（今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召开“标点前四史及改绘杨守敬地图工作会议”。会议研究确定了前四史点校方案，还决定其他二十史及《清史稿》的标点，也由中华书局订出规划。这是一次非常重要的会议，决定了二十四史和重绘杨守敬地图两个历时弥久的学术项目的走向，重绘杨图就是后来复旦大学谭其骧先生主持的《中国历史地图集》。这两个项目，实际上是“文革”前后开展并相继完成的中国人文学科最重大的成果。当时原本计划是要把一部分地图放到新的二十四史点校本中，在《史记》出版的时候，因为重绘杨图的进度问题，才放弃了。
前四史原本是要向国庆十周年献礼的，但是到1959年9月才出版了《史记》，12月《三国志》出版。前四史出齐已经到“文革”前夕的1965年了。起初有两套出版计划，一套标点集注本，一套标点普通本。集注本应专门研究之需，普通本供一般读者之用。普通本就是现在通行的本子，当时是要给一般读者阅读用的，所以主要工作是标点，目标是做一个准确简明的标点本。《史记》没有校勘记，仅用方圆括号的形式来表示文字的改动，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产生的。列入集注本计划的，《三国志》用卢弼《集解》，《汉书》《后汉书》用王先谦的《补注》和《集解》，《史记集注》则明确为新编。要新编的还有《南北史补注》，另外至今还没有出版的王先谦《两唐书合注》也在其中。但标点集注本，一本也没做出来。原本为方便一般读者阅读的普通本，反倒成了半个世纪以来学术界最通行的本子。从这件事看，上世纪五十年代，虽然意识形态主导很严重，但是从领导人、主事者到参与者，都有非常明确的目标和深厚的功底，也有非常高的学术标准。
前四史主要由中华书局的编辑或外聘编辑完成，《史记》由宋云彬在顾颉刚点校本上加工而成，《汉书》由傅东华在西北大学点校本上加工撰写校勘记，《三国志》《后汉书》分别由陈乃乾、宋云彬承担。前四史的整理处于摸索阶段，体例做法明显不统一。其他各史虽然确定了点校者，但进度缓慢。到1963年，中华书局向中央写信，要求把外地承担点校的学者调进北京，集中在西郊翠微路中华书局大院办公。像南开郑天挺先生、武大唐长孺先生、山大王仲荦先生、中大刘节先生等，都是1963年被借调进京的。聂崇岐先生故去后，罗继祖先生进京接替《宋史》的工作，北京参加的有陈垣、聂崇岐、翁独健、冯家昇、傅乐焕、吴则虞等先生，留下了一段盛传至今的“翠微校史”的佳话，直到1966年“文革”爆发。
1963年以后，结合前四史的经验和教训，对各史具体情况及问题作了全面研究，在校勘方面提出了新的要求。除做好版本对校外，还要比较系统地进行“本校”（本史各部分的互证）和“他校”（以有关史籍及类书等比勘），并强调要汲取前人对本史的研究成果。为了使标点、分段更为合理，使各史点校体例大体统一，还重新拟订了适用于《晋书》以下二十史的标点和分段体例，大大提高了各史的整理要求。南北朝两史八书，大部分都是在那时候做的，体例规范，学术质量也高。这一阶段的工作奠定了二十四史点校的学术基础，1971年恢复工作，也是在此确定的标准下开展的。
在1967年中央“文革”小组戚本禹主持文化工作的时候，曾短暂恢复过点校，除了一部分原先的点校者，何兹全、卞孝萱等先生也在那个时候来中华工作了近一年。这段时间指导思想比较“左”，对之前成果的颠覆性很大，但对后来工作的影响很小，因为这些做法，并没有被1971年恢复点校工作后所吸收。这段时间政治化非常厉害，标点也要讲阶级斗争，档案里有不少记载。有一位先生当时还写了文章，举例说，什么情况下要用感叹号、问号，什么情况下要空行分段。当然，这些政治化的做法很荒唐，最后并没有带入正式出版的点校本中，这是需要特别说明的。
1971年，在北京召开了全国出版工作会议，姚文元在请示过毛主席后给周总理写了一封信，建议恢复二十四史点校，作为研究批判历史的资料。周总理当天就作出批示：“二十四史中除已标点者外，再加《清史稿》，都请中华书局负责加以组织，请人标点，由顾颉刚先生总其成。”1971年到1978年，又有一批学者集中到北京，在中华书局参加点校工作。略有变化的是，其中的两《唐书》两《五代史》和《宋史》五种，交由上海学术界完成，此前没有做完的底本、校本、校勘资料，都移交到上海。上海五史作为二十四史点校的一部分，体例的调整和确定仍由中华书局负责，具体编辑工作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后期由上海古籍出版社）承担，出版用中华书局名义。上海方面完成的情况非常好，五史出版后，部分编辑档案，包括底本、校样后来都移交给了北京中华书局。
二十四史点校本出来之后，不少人有个笼统的认识，认为上海五史质量欠佳。实际上，上海五史的点校体例、整体标准和后期编辑工作，与1963年确定的体例、1971年的北京中华的具体要求没有大的不同，而且也是在北京已有的基础上做的，包括陈垣先生主持的两《五代史》初稿、王先谦《唐书合注》稿本，都提供给了上海参考。从现在能看到的上海五史的校勘长编看，做得非常规范、详实，校点情况、校改意见、终审意见都在。《宋史》的原稿，每一本前面都有标校人、复校人署名，非常认真而规范。当然，校勘记的数量是不太一样，《宋史》多，两《唐书》的《地理志》也非常详细，但总体而言校勘记出得简单，这是受大环境影响。专业的校勘问题，其实各史都是相对存在的，往往有其独特的历史成因，比如《旧唐书》的底本问题、二史合校的问题等。总的来说，上海五史与整个二十四史的点校质量是相当的，尤其是后台各环节的工作。这次修订，《旧唐书》、两《五代史》《宋史》依然由上海学术界承担，另外还新增了《三国志》。
点校工作历时二十年，先后参与其事的近二百人，客观地说，点校本二十四史是国家意志与全国学术界、出版界，三方面力量协同完成的成果，是一座集体智慧的丰碑。其中尤其是点校者的付出，值得我们永远记取。
当时点校工作既有便利的条件，也受到一些主客观因素的制约，在您现在看来，这项工作有哪些缺憾？这应该也是这次修订的主要原因吧。
徐俊：点校本的问题，总体而言是受到当时客观条件的制约，成书时间跨度太长，导致标准和体例不统一，整理深度也各有参差，有的底本选择不够精当，有的校勘过于简略，标点也间有失误。点校本一开始作为“普通本”的定位，确定了它简明、通行的特点，但也同时留下了学术上的遗憾，比如“不主一本，择善而从”的问题，比如校勘记过于简略的问题。在后来长达二十年的时间跨度中，不同阶段的整理标准也不完全统一，最明显的是形式上的差异，就前四史而言，《史记》没有校勘记，以张文虎《札记》代之；《三国志》校勘记集中在全书之末，仅标注页码卷数；《汉书》《后汉书》校勘记放在每卷之末，但校勘记用页行标示次第，正文中不出校码。再如文字校改方式，开始是用方圆括号来标示，方括号为正字、补字，圆括号为误字、衍字，不出校记说明校改理由。后来各史都用改字出校的方式。当然，统一体例更重要的方面是整理标准要基本统一，包括校勘方式、取校范围、取舍标准、分段及标点方式。
点校本二十四史大多采用“定本式”校勘方式，通常做法是根据校勘结果，改正底本衍脱误倒，并出校说明校改依据。但是点校本部分采取“不主一本，择善而从”，而且不一一出校的方式，有违“定本式”校勘规范，实际上形成了一个新的本子。“不主一本”的校勘方式，受到的争议最多。究其原因，还是最初规划时这套书“普通本”的定位。“定本式”是历来使用最多的传统做法，随着现代学科意义的古籍整理的完善，“定本式”的体例也越来越具体。这种方式，最大限度地保存了底本的面貌，文本更准确，又汇聚各本异文，一本在手，如对众本，是现代古籍整理最通行的规范做法。因此这次修订，全部采用“定本式”，所有重要改动都出校说明。
有些缺憾是时代使然，比如断代史研究水平的差距。当年一批学养精深的史学家和文献学家参与了点校工作，保证了整理的学术水准，顾颉刚、陈垣、郑天挺、翁独健、唐长孺、王仲荦等先生，都是断代史顶级学者，当年的整理主要依靠学者个人的学术积累来完成。半个世纪之后，回过头看，当时断代史研究的深度和广度还不够，换句话说，现在各断代史研究的深入远远超过当时。除了断代史研究，还有与二十四史整理有关的专书研究、专题研究，深度和细节方面，都有大的进步。随着断代史研究和各项专题研究的深入，点校本的缺憾更加显现。
再比如版本和文献资料的使用，也不同程度地受到当时客观条件的制约。部分史用书不充分，是另一个缺憾。《史记》因为顾颉刚之前已经开始三家注汇校的工作，由贺次君遍校北京图书馆藏本，校勘基础相对充分。两《汉书》和《三国志》版本校不够，重点在标点，校勘主要采用清代以来成果。1963年以后强调统一校勘标准，各史用书主要集中在北京、上海地区的藏书。当时用书得到中宣部、文化部、古籍小组等主管部门支持，甚至直接下令调书，解决了基本用书问题。为大家所熟知的张元济、张森楷校勘记，都长期借在点校组参考。现存档案中还有向南京图书馆借用张森楷校勘记的完整记录。即使这样，从现在国内古籍的善本以及海外回归的善本情况看，有部分史所用版本和校勘用书是很不够的。在点校本之前，通行了两百年的是殿本，后来是百衲本，因此最初的考虑，就是直接拿殿本来点校，有些尽管版本更换了，但还留下了殿本的影子。如《汉书》虽然用王先谦《补注》作底本，但大量用字同殿本。对于宋元本，当时普遍依赖百衲本，百衲本依据宋元善本影印，是当时条件下使用宋元善本的最便捷途径。但是百衲本校改修补严重，参考最多的也是殿本，其实是用影印的办法整理出版的一个新的二十四史版本。这次修订，我们大面积地使用和核校了百衲本及其祖本，明确了百衲本与其祖本之间的巨大差异。这一点学术界也有深入探讨，比如杜泽逊先生就曾对百衲本《史记》的校改修补写过专题长文。百衲本《宋史》用元至正本和明成化本拼合而成，《宋史》修订组发现因为两个版本行款不一，百衲本进行剪裱，无异于重排。总之，各史所用版本、善本情况不均衡。

最后一点，是当时文献检索途径的单一。做古籍整理的人都会有这个体会，点校一部书，到最后总有一些问题是下不了手的，因为我们的知识有限，文献查不到，无从印证，无从判断。以前查一首诗是否佚诗，最早见于什么书，还见于哪些书，要想尽各种办法查检，有时还得靠运气。现在科技发达，数字化带来的文献检索的优势是当时无法想象的。当时的老先生，主要靠自己读书的积累标点下来，靠自己的学识判断校异同、定是非，综合质量全面深入、处理得体，但细节上难免挂漏。比如一些有版本异文的语词，到底哪一个更接近史文，在同时期文献中是否有大量的用例，现在用数据库检索，大大扩展了采样范围，提高了判断准确性，当时不能解决的问题，现在比较多地能解决了。再如史书中有大量小地名，是隶属关系还是并列关系，当时很难判断，出错在所难免。举《明史·河渠志》中的一个例子，原文“筑海阳登云都云步村等决堤”，点校本标点作“筑海阳、登云、都云、步村等决堤”，看起来没有一点问题，其实不但地名点破了，而且将隶属关系误成了并列关系。“云步村”隶属于“登云都”，“登云都”隶属于海阳县（都是县下村上的一级行政单位），看起来“二二二二”并列结构，实际应该是“二三三”的结构。类似还有各种渠塘湖堰、河闸堤坝的小地名，原来主要靠查各省通志，现在历代地方志都可以利用，可以作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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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晓夫

这是需要渊博的知识做基础的。

徐玉杰

我看不错噢 谢谢楼主 !
徐氏宗亲网 一切皆有可能

徐华柱霍山

真够猛的,不是一般人能做到
徐氏宗亲网 不走平凡路